中国银行业资本监管与风险激励效应实证检验.docVIP

PAGE PAGE 1 中国银行业资本监管与风险激励效应实证检验 　　摘要：文章运用联立方程组模型，对中国127家商业银行2008-2011年间的资本充足率与风险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证明，资本充足率监管的风险激励效应存在且显著，对资本不足的银行而言，风险激励效应则更明显。监管当局提高资本充足率的目标是增强银行体系的稳健性，如果风险激励效应存在，则与资本监管的初衷背道而驰，这是监管当局不得不引起关注之处。 　　关键词：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风险激励效应；实证检验 　　巴塞尔协议III的核心是加强银行资本数量和质量监管，对资本充足率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商业银行一级资本充足率从4%提高到6%，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从2%提高到4.5%，此外，留存缓冲资本要求2.5%，逆周期资本为0%～2.5%，系统重要性银行还要额外附加资本。在资本充足率约束提高的背景下，商业银行风险行为将反应如何？风险水平将有何种变化？能否提高银行系统安全性？本文将资本监管对银行风险行为的影响结果定义为资本监管的风险激励效应。利用127家商业银行2008年～2011年度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监管的风险激励效应，初步探讨并回答了上述问题。 　　一、文献综述 　　理论界和监管实践对资本充足率监管的风险激励效应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基于不同的假设条件和模型形成了三类结论。一些学者基于效用最大化假设，认为资本监管要求会激励银行提高风险偏好。Kahane（1977）认为增加资本监管可能增加而非降低银行风险。Koehn和Sant-omero（1980、1988）在均值—方差模型下，预期收入效应存在，导致银行提高资产组合风险水平。Blum（1999）在一个动态框架中，加入了期间效应认为资本不足的银行为达到资本充足率要求，可能增加当期资产风险。Shrieves和Dahl（1992）、Jacques和Nigro（1997）建立了联立方程组模型，证明银行资本与资产风险之间呈正相关关系。Altunbas等（2011）运用半相依回归模型，利用1992年～2000年欧洲银行的数据，发现资本与风险之间显著正相关。 　　另一些学者则从价值最大化假设出发，认为资本监管要求能够降低银行风险水平。Furlong和Keeley（1989）、Rochet（1992）假定银行追求价值最大化，证明资本提高与风险负相关，即在险资本效应（CapitalatRisk）使资本监管具有负向激励效应。吴俊、张宗益、徐磊（2008）运用ShrievesandDahl联立方程组，根据中国12家上市银行2003年～2006年面板数据，认为在险资本效应显著。马理、黄宪和代军勋（2008）构建了风险偏好指数，认为资本约束越严格，信贷越稳健，风险越低。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资本监管要求与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不确定。Jensen（1976）认为风险和资本之间有显著的平衡影响，银行的选择具有多样性。Calem和Rob（1996）运用多期动态资产组合选择模型，运用美国1984年～1993年银行数据，证明资本约束与银行风险行为之间呈“U”型关系。Rime（2000、2001），Hovakimian和Kane（2000）分别研究了瑞士银行业和新兴市场银行数据，认为资本监管不影响银行的风险偏好。Altunbas（2001）认为欧洲商业银行和储蓄银行的资本与风险显著正相关，而合伙银行资本水平与风险呈显著负相关关系。Heid等（2003）以德国储蓄银行1992年～2002年数据为样本，采用修正的Shrieves-Dahl模型，发现银行资本和风险的调整关系依赖于缓冲资本的高低。InwonSong（1998）根据韩国1993年～1996年25家银行数据，证明总体上银行高风险资产没有增加。 　　二、模型的构建与说明 　　1.模型的构建。从银行实际运行机制来看，银行将协同考虑资本与风险的变动，从而确定其资本水平和风险行为，因此，模型的设计应当反应这一内在协同关系。我们参照Shrieves和Dahl（1992）创立的局部调整的联立方程组模型，Jacques和Nigro（1997）对模型做了修正和发展，该模型在以后的资本与风险研究文献中被广泛应用。 　　Hart和Jaffee（1974）和Marcus（1983）认为资本的调整不仅取决于银行自身的行为，而且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因此，假设资本和风险的变动由两部组成，一部分是内生性变量，另一部分是外生性随机因素，建立资本与风险行为联立方程组模型，如（1）和（2）所示： 　　ΔCARj，t=ΔCARdj，t+εj，t（1） 　　ΔRISKj，t=ΔRISKdj，t+νj，t（2） 　　ΔCARj，t和ΔRISKj，t分别表示银行j在t时期的资本和风险调整。ΔCARdj，t和Δ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