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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1 中国政教传统及其重建的现代意义 　　[文章导读]当前官员个体普遍缺乏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官民矛盾丛生，本文认为原因在于他们只知道政与刑，而不懂得德与礼。而传统中国的儒家官僚制，虽然也不排斥刑罚，但更依靠政教（行政和教化）。官员始终受到一系列明确价值的陶冶、指引、训导，政府内部始终具有一种向上的精神，治理活动不是仅仅强制民众盲目服从国家权力，而是以法律政令、以官员自身的行为引导民众向善，令民众认同社会和政治秩序，并成为此秩序之维护者。因此，在当下意识形态感召力下降的时候，政教传统也许有其可借鉴之处。 　　当下的官员、官风、官德、官场文化等与官相关的一切，皆不能让民众满意。略加观察即可发现，根本原因在于，党、政官员普遍缺乏积极向上的价值观，而变成最彻底的物质主义者。 　　这样的官员只知道政与刑，而不知德、礼。因为没有价值的支撑，他们迷信权力。实际上，因为缺乏价值的支撑，他们没有自信。面对民众，这样的官员轻易地诉诸暴力。地方官已习惯运用各种粗暴手段“维稳”，并且花样翻新。 　　至于官员个体的败坏，已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官员们疯狂地贪贿、消费或者占有女色。更加引人注目的事实是，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正在崛起，但官员们却在大量为家人办理移民。这是近世以来其他大国崛起的过程中从来没有过的现象。官员们其实也很清楚，没有主流价值，就不可能有长期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这个社会也就没有前景可言。 　　在社会的另一端，与官员没有共同价值的民众，对于缺乏道德正当性的权力十分敏感。官员的社会形象持续败坏。官员与社会之间的隔膜、甚至对立情绪越来越严重。 　　对于一个政治共同体来说，上述种种倾向是危险的。官方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采取措施，试图予以矫正，比如，对官员进行意识形态教育。官方也强调，官员应当德、才兼备，并进行官德教育。但是，这种努力的效果不彰。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建立一个具有自尊、也能赢得民众尊重的官员队伍？在新的文化政治背景下，以新的形态恢复中国历史上曾经行之有效的政教传统，或为一条正道。 　　法家官僚制 　　假设制度相同，官员有德与否，决定着政治之良窳。中国两千余年政治史证明了这一命题。战国开始，中国出现官僚政制，一路延续至今。今人对此一丰富的历史多一概而论，如被奉为权威的王亚南之《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然而，中国的官僚政制实有两个大不相同的传统：秦制传统与汉宋传统，或曰法家官僚制与儒家官僚制。前者“以吏为师”，以刑治国；后者以儒生为官，儒家士大夫兼用德、礼、政、刑，而以教为政，从而形成中国政教传统。此为中国两千年政治积累之至为优良的经验，值得今人深思。 　　三代皆行封建。在封建的小型共同体中，君子权威来自自身之德行；共同体成员在礼的普遍约束下，礼是习惯法，同时约束君子和庶民。君子通过共同审议的方式治理公共事务，这就是政。仅在必要时强制执行礼，这就是刑。德、礼、政、刑，“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孔子时代，封建制开始崩溃，所谓礼崩乐坏是也。孔子见证了治理新模式之初步形成，乃提出著名的政治学命题：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政者，行政管理；刑者，施行刑罚。当时，季氏等强势卿大夫倾向于迷信刑治，以刑杀治国。孔子对此予以批评。然而，孔子并不拒绝政与刑，而是说，仅此是不够的。除了政与刑，还应当让德与礼充分地发挥作用，且以此为本，以政、刑为辅。 　　历史暂时地没有按照孔子的思想发展。季氏之类强势卿大夫一路发展，成为战国时代的国王。他们建立了王权制度。此一制度有两大政治元素：拥有主权的国王和人数众多的国民。国王为有效统治，乃不得不建立官僚制。国王的统治范围很大，不得不建立郡县制。 　　最早建立这一制度的实为战国初年的魏国，主导此一变法的乃是孔门子夏及其门人。商鞅将这套新制度带入秦国，进行了更为彻底的变法。官僚制和郡县制并非秦人建立，秦人贡献仅在于，兼并六国之后将其整齐划一地施行于天下。 　　身处国际竞争中，各国国王急需之官僚无非四大类：兵家也即军事专家，纵横家也即外交专家，兴利之臣也即财政专家，以及普通行政管理专家。这些官僚皆凭借其专业能力而享有职位，他们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信仰和价值忠诚。 　　这就是法家官僚制，构成官僚制之秦制传统。秦制的基本统治原则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官僚奉行专业主义和政治中立原则，没有自身的信仰和价值。可以说，战国、尤其是秦制下的官僚制是十分现代的。官僚的唯一伦理就是严格执行皇帝政令，甘当国家机器。 　　这样的官僚制具有一个巨大优势：效率。官僚们高效率地行政、执法，作为皇帝的代理严密地统治每一个庶民。然而，这种体制也具有巨大缺陷：第一，皇帝犯错，官僚们也会不加反思地严格执行这个错误决策，即便造成巨大灾难。第二，皇帝总是在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