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媒体、民意与公共决策互动关系演化过程分析——基于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项目选址决策案例的考察（三）.pdf

当代中国媒体、当代中国媒体、民意与公共决策互动关系演化过程分析民意与公共决策互动关系演化过程分析 当代中国媒体当代中国媒体、、民意与公共决策互动关系演化过程分析民意与公共决策互动关系演化过程分析 ——基于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项目选址决策案例——基于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项目选址决策案例 ————基于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项目选址决策案例基于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项目选址决策案例 的考察（的考察 （三三）） 的考察的考察 （（三三）） 2017年 10月 25 日 1.政府层面的成效。(1)政务信息公开度提升。在媒体与民意的推动及广州市政府积极努 力下，广州市在政务信息公开方面走在全国前列。2009 年，广州市主动“晒账本”公开 114 个政府部门的财政预算，这在全国首开先河；2012 年，广州市决定及时发布市政府常 务会议的内容；自 2013 年起，广州市开展政府新闻发布会网络直播，网民随时可以查看。 以广州市城管委为例子，仅 2014 年公开的信息就有 60.7%是关于垃圾分类处理的。这些政 策和实际行动表明，广州市在开展政务信息公开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 (2)公共服务能力提升。公共服务是政府为公众基本需求提供的一种服务活动，是由政府 以及非政府的公共组织在公共物品提供中所承担的责任。在为城市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方面， 本文设计包括生活垃圾清运量、生活垃圾处理量在内的七个指标，以广州市2009—2013 年的相关统计数据为基础，具体数据，见表 1。通过表 1的数据可以看出，从 2009—2013 年，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能力有一定程度的增强，财政支持的力度也比较大，这和广州市 解决“垃圾围城”危机的强大决心是分不开的。分析认为，媒体、民意与公共决策的互动 对于政府优化垃圾处理方面的公共服务是密切相关的。正是由于良好互动使得垃圾分类可 以继续得到重视并实施，使得政府的投入以及垃圾处理能力的不断提升。 表 1 2009—2013 年广州市垃圾处理情况 注：数据来自 2010—2015年广州市统计年鉴。 (3)行政效益明显。政府的行政效益是指政府行为所产生的收益与所消耗的资源的一种比 较，即行政效益=行政收益-行政成本。不过，政府的行政效益有时并不能用数字来加以精 确衡量。如果将行政收益与行政成本进行比较，有时效益会出现负数的情况。所以，在广 州市垃圾处理中，本文主要用公众的态度、垃圾分类的实施情况等指标进行评估。根据广 州市副市长谢晓丹在城市废弃物公咨委成立一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显示，“过去一年我们 ⑦ 在垃圾分类处理工作上有很大的突破，市民支持垃圾分类的达到 98%以上” 。可见，垃 圾分类的民意基础越渐深厚。2012上半年，全市生活垃圾焚烧、焚烧处理比上年同期每天 减少 765 吨，可回收物总量增加，每天增加近 33 000 吨，同比增长 20%[23]。另外，截至 2013年 3月底，广州市有80%的社区实行垃圾分类，其中，30%的社区效果明显；城市垃 圾总量下降 3.09%，回收“城市矿产”达 245.7 万吨。 (4)行政合法性提升。合法性被认为是政府的生命力。对行政合法性最合适的衡量莫过于 公众对政府的认同。政治信任既对政治体制的正当性和政治稳定具有正面意义，又是民众 彰显政治支持的重要指标[24]。在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中，番禺居民的反抗行动的目的是抵 制在番禺大石建垃圾焚烧厂，是为抵制而抵制。不过垃圾处理议题重启后的各种互动形式 使得公众意识到广州市“垃圾围城”危机的紧迫性，一味地抵制垃圾焚烧厂建设只能给自 己贴上自私不顾大局的标签，并不利于广州市垃圾问题的解决。所以，经过进一步的交流， 公众逐渐对政府产生信任，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知名网友“光头的阿加西”。在垃圾 焚烧厂事件中，他作为“反烧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