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第四章-第五节（元明清文学理论批评）叙事与传神.pptxVIP

第四章 元明清文学理论批评第一节 概述：文化总结时期的文论繁荣第二节　格调、性灵、神韵第三节　义法与文言第四节　辨词体与尊词体第五节　叙事与传神第六节 意趣神色与本色当行 第五节　 叙事与传神第五节　叙事与传神一、“话须通俗方能远”二、“虚实”与“真幻”三、“写形”与“传神”四、“叙法”与“文法”一、“话须通俗方能远”中国古代小说长期以来徘徊在史传与文学的边缘，受人鄙夷与苛责，生存环境极为逼仄、艰难，因而肯定、宣传，甚至抬高小说的价值，几乎成了小说作者与同情者的首要任务。有明一代，一批小说作者、出版者与同情者就站出来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就小说的特点而言，正统文人所鄙夷的“俗”，在他们看来，恰是小说能够广泛传播的基础。像《三国志通俗演义》，由于“通俗”，在传播上比史传更有优势。“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庸愚子（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冯梦龙对于通俗小说或者小说的通俗性的认识与论述更为深刻。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试令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冯梦龙《古今小说叙》“通俗”使小说获得了一种特别的表达力与感染力，与直接说教的经典相比，其教化效果反而更胜一筹。通俗小说的出现，乃是由于读者对象与创作生态变化的必然结果。因此，小说的通俗完全是因时而变，因势而变，顺应了历史潮流，既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冯梦龙二、“虚实”与“真幻”在小说发展之初，作为史传之余、史实之补的小说基本上还是隶属于史作的范畴。史传的标准也就是小说的标准。因此，小说的作者与同情者不能不特别强调小说内容的实有性。到明清时期，论者则宣称小说不同于史传，不应该用史传的实录标准来衡量小说。为小说的虚构性找到了合法的依据。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必事事考之正史，年月不合，姓字不同，不敢作也。如此，则看史传足矣，何名为戏？——谢肇淛《五杂俎》与“虚实”理论共生的是“真幻”的概念。“实”的固然是“真”的，而“虚”的未必都是“幻”的。“虚”可以是生活中存在的作家虚构，也可以是牛鬼蛇神、上天入地等完全虚无的幻景，而“幻”一般就是指真实生活中不大可能实际存在的奇奇怪怪的现象。袁于令进一步强调了艺术的虚构与艺术的真实之间的关系。“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天下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幔亭过客（袁于令）《西游记题辞》金圣叹翻空出奇，将虚实真幻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境地。“《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金圣叹不仅明确指出事生于文，同时还更为深刻地指出文生于心：“一部书皆从才子文心捏造而出。”——贯华堂本《水浒传》第三十五回夹批三、“写形”与“传神”小说是以叙述故事为主要任务的文体，而故事的中心是人物形象。人物形象论也就毫无疑义地成了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小说的艺术特性被逐步认识的过程中，论者也意识到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其实是作者的创造，即使是历史小说中的形象，也与真实的历史人物有所不同，于是就开始从艺术分析的角度上关注小说形象性格的批评。《水浒传》文字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如鲁智深、李逵、武松……都是急性的，渠形容刻画来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分，一毫不差，半些不混。——容与堂本《水浒传》第三回回评金圣叹明确揭橥了人物性格是小说艺术魅力及小说创造的核心，提出了以性格塑造的成功与否为衡量小说的新标准。《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物性格都写出来。《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写得两个人，也只是一样。——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与性格论密切相关，在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中，“写形”与“传神”是常用的一组范畴。“譬之范工抟泥，妍媸老少，人鬼万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谢肇淛《金瓶梅跋》“写形”与“传神”是中国小说批评乃至整个叙事文学理论中的一组重要的范畴。它们并非是两个相互独立、并列对等的美学范畴，而是一个相互依恃、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写形”必须以“传神”为目的，在“写形”之时已蕴含了“传神”。《水浒传》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