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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制度改革若干前提问题探讨 证据制度改革和完善，一直是中国民事 审判方法改革关键和关键。民事审判方法改革以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为切入点，经过十几年探索以后，进入了一个强化庭审功效尤其是强调当庭举证、质证新阶段。现在，怎样改革和完善民事证据制度，已经成为制约民事审判方法改革深入深化“瓶颈”。现时正在进行民事审判方法（关键是证据制度方面）改革，实际上，是在司法实践层面上对部分和现行 法律或立法精神相违反不合理具体做法纠正，因为受到司法行为性质及其运行规律局限，无法突破现行诉讼制度法律要求，所以，严格地说，还不是真正意义改革。司法层面审判方法、审判制度改革，本应以立法上调整为基础。因为立法滞后，改革空间受到很大限制。伴随司法实践探索深入，肯定要求民事诉讼立法作对应实质性制度变革。本文关键从立法层面，就改革和完善中国民事证据制度若干前提性问题，作部分粗浅探讨。 　　一、相关证据定义问题 　　证据概念定义，是证据制度研究和证据规则设计首先应该处理前提问题，是诉讼证据制度建构基础。即使这是一个最为基础问题，不过现在理论上和立法上对这一问题还没有处理好。民事诉讼法和 行政诉讼法全部没有对证据概念作出要求。因为1979年 刑事诉讼法第31条和新刑事诉讼法第42条均要求“证实案件真实情况一切事实，全部是证据”，所以“证据是证实案件真实情况事实”，便成了中国立法上证据定义。 法学界也普遍接收了这一证据定义。根据这一定义，能够推导出以下结论：当事人提供证据，因未经司法机关查证属实，所以不能称之为证据，只能称之为“被作为证据使用东西”；公安机关和 检察机关 调查搜集并作为在其职责范围内“定案”依据证据，因为未经审判机关最终确定，也不能称之为证据；一审法院已经查证属实证据，甚至是二审法院终审核实证据，也可能会被二审或再审推翻，所以仍然不能称之为证据。这么一来，证据也就成了捉摸不定东西，“成了大家在现实生活中可望而不可及东西”。（1）从大家使用“证据”这一词语习惯看，证据首先是一个法律术语。《辞海》对证据概念所下定义是：“法律用语，据以认定案情 材料”。“证据是证实案件真实情况事实”定义，实际上是抛开“证据”一词使用习惯，刻意在“法律意义”上给它重新下定义。假如这一定义成立，必将造成大家在现实生活很多领域提到“证据”一词时，不得不改用别提法。不少学者已经看到这一定义引发矛盾和混乱，但宥于注解法律学术习惯，却没有提出质疑和批评，而是尽其所能作出种种诠释，以求能填补这一定义缺点。于是出现了将证据划分为“广义证据”和“狭义证据”，（2）“证据”和“证据材料”、（3）“证据事实”（或“诉讼证据”）和“证据材料”（4）等多种学术见解。这些见解用于解释同一部法典中出现“证据”概念，难免有“偷换概念”之嫌。“证据是证实案件真实情况事实”证据定义，实际上是将“事实”作为“证据”所属属种事物来给证据下定义，将证据直接等同于特定事实，即“证据是……事实”。这恐怕是大多数人所难以接收。即使证据往往和事实联络在一起，不过事实是经过证据来间接“再现”（并非真正再现），证据是证实案件事实依据。二者之间并不存在隶属关系，更不能画等号。“证据是证实案件真实情况事实”，这一定义还有一个显著缺点，就是文字表述反复累赘。因为“事实”通常含义是“事情真实情况”，（5）将词义转换以后，上述证据定义就变成“证据是证实案件真实情况真实情况”。这可能是立法者为了强调证据客观真实性，而不厌其烦，不惜笔墨。不过，现行三部诉讼法在列举证据种类以后，均要求证据必需查证属实，才能够作为定案依据。这表明三部诉讼法均认可证据是有真实和虚假之分，并非“不属实者非证据”。证据作为看得见、摸得着、听得到实物和言词，其本身存在是客观。不过任何实物和言词全部不会自行成为证据，只有当相关人员有目标地对它们进行搜集、提交、采信，据以证实案件情况时，才会成为真正意义证据。证据之所以能够成为证据，并不在于其是否真实，能否证实案件真实情况，而是因为它们被相关人员用来证实案件情况。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将通常证据和作为定案依据证据区分开来。通常所说证据三个特征，即客观性、关联性和正当性，实际上是特指作为定案依据证据所含有特征，并非一切证据共同含有特征。这三个特征也可视为对司法人员采信证据具体要求。总而言之，笔者认为，证据法律定义应该表述为，“证据是据以证实案件情况依据”。这里需要说明是：“认定”通常是指司法机关证实行为，而“证实”则可包含司法机关证实行为和当事人证实行为；同时，“案件事实”通常指司法机关认定事实，不包含当事人争议事实，而“案件情况”提法二者均可包含。所以，采取“证实案件情况”提法，比“认定案件事实”提法更为正确。“依据”外延大于“材料”，而且和民诉法使用“定案依据”提法衔接。采取“据以”一词，能够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