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戏子”到“文艺工作者”——艺人改造的国家体制化.docxVIP

从“戏子”到“文艺工作者” 一一 艺人改造的国家体制化 中国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全面推 行的“改人、改戏、改制”的戏曲改革运动， 作为一种综合性极强的社会政治文化现象， 本文试图将它置于更为深广的历史文化背 景中进行考察：晚清“戏曲改良运动”以降 的中国近现代戏曲改革进程； 中国共产党主 导的从以“秧歌运动”为代表的“延安文 艺”到“样板戏”所标志的“文化大革 命”期间的文艺改造运动； 以及这种改造的 社会文化背景，即中国主流社会在“现代转 型”中对于民间生活（如“游民文化”）所 包含的异质成分的消解过程。在此历史、文 化和社会背景之下，“新中国”的戏改运动 蕴含了极其丰富而复杂的内涵， 既表现出种 种鲜明的中国“本土”的政治文化意味， 同 时又承受着所谓全球“现代性”的深刻影 响。因此，对于它的仔细考察和解读，应该 有可能为破除“本土”与“全球化”的机 械二元论、深入梳理并探究中国社会在二十 世纪的巨变历史，作出一份试探性的努力。 而在改人、改戏、改制的过程中，无论是艺 人改造的国家体制化、剧目改编的政治意识 形态化、还是传统戏曲的表演形式的现代艺 术化，此间都纵横交错地涉及到所谓民间与 官方、文艺与政治、自由与体制、异质与主 流、生活实体与意识形态等等的关系，而它 们之间的缠绕、冲突和联系都将在具体的 “戏改”问题中得以呈现和阐明。 引言：游民文化的消解与中国社会的 现代转型 中国历史劫乱频仍，民间社会鱼龙混 杂，自古以来多的是游侠、游士，更不必说 无家无业、闯荡江湖的“游民”。游民阶层 的意识形态往往与官方的、正统的意识形态 相偏移甚至相对立，所谓“伤道害德，败法 惑世”，故而在主流意识形态中多遭排斥、 贬抑和诋毁，却在民间颇有影响。中国民间 社会所传承的“游民意识”，其主要特征在 戏曲艺人们恍若“化外之民”般的江湖生 涯中得以充分体现：如随世游移的无根性 （自由度）、趋利避害的世俗性（功利心）、亦 侠亦盗的反社会性（破解力），等等。作为 “游民文化”的一种典型的社会载体， 更作 为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地方戏曲 活动及艺人生活状态的发展和变迁， 对于中 国文化传统（所谓“大传统”）在日常生活 中的渗透与传承，对于民间社会的各种文化 习俗（小传统”）的酝酿和形成， 进而对于 民间文化如何以传播中介的形式推动各层 次文化传统之间的彼此选择、改造、更新和 转化，无论间接、直接，都有着人们远未能 透解的深广意蕴。 有鉴于此，近年来有学者一再地将“游 民社会”、“游民意识”、“游民文化”等 课题对于研究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意义郑重 表出，并断定此举无异于“发现一个中 国”。然而，在这一令人惊诧和兴奋的“发 现”之外，我觉得还应该看清游民阶层及其 文化形态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抗拒地 被“消解”的命数。远的且不说，集中来看 建国初期所实施的游民改造工作， 其明确的 改造对象是从事“乞讨、 诈骗、偷窃、抢劫、 聚赌”等不正当职业、有“流氓思想”、 TOC \o 1-5 \h \z “游惰习气”和不劳而获的“寄生虫”， 而 本属于游民范畴、且占很大比例的戏曲艺人 就此被区别对待。总的说来，是通过将他们 由“戏子”改造为“文艺工作者”， 以便更 有效地对民众进行“宣教”和“动员”， 藉 此重塑“人民”形象，重建社会统治秩序， 逐步实现“民族一国家”的现代性目标。 事 实上，无论是强行扼灭游民现象的负面因 素，还是精心改造其有利因素，这都属于新 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为清除障碍、推动“现代 化”进程而必须完成的消化“游民”和消 解“游民文化”的艰巨任务。 而诸如此类在 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得以顺利进行 的对于异质成分的消解工程，如五、六十年 代大力推行的戏曲改革运动中有关艺人改 造的问题，正是本文所要具体考察并深入探 询的游民生活的现代变迁之一种。 1949年的“解放”，在艺人们眼里不过 是又一次的改朝换代。或许是戏里戏外见惯 了兴亡成败、世道变迁，他们相信哪个时代 都少不了看戏听曲找乐的， 所以对“上面要 改革旧戏”不见得多么起劲， “你有千方百 计，我有一定之规”，心说这天底下唱戏卖 艺的还不是照样凭本事吃饭 ？ 然而，新中国的戏曲改革运动如果没有 艺人参与，其动力之薄弱而阻力之强劲可想 而知。因为艺人是戏曲的直接掌握者，而中 国戏曲在史料、剧目、表演艺术等方面素乏 系统的文献资料，各地方剧种的艺术精华也 都完整地保存在艺人身上，他们是活的历 史、活的文化遗产、活的戏曲艺术，要改革 戏曲当然得依靠他们，而要依靠就必须先改 造他们。中国戏曲所具有的深厚的历史文化 基础和群众基础，以及这种基础对于新中 国”通过戏曲改革而破除“旧文化”、 建立 “新文化”的重大意义，势必决定了戏曲艺 人步入“新社会”后将彻底结束原先那种 “化外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