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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革命的环境法（中） (中南政法学院、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吕忠梅 （二）法学理论的贫困 1、市民社会理论的不足[23] 传统的或被学者们视为“正统”的法理学是西方国家十九世纪以来建立于民法学基础上的法理学，而市民社会理论是民法学的哲学基础，其实也就是法理学的哲学基础。市民社会理论因为其主张人本主义、将个人从集体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以对个人福利的关怀代替对集体福利的关怀，对激发个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对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确功不可没。但是，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从经济学的角度将人简化为理性人中的经济人，把人看作是一种启蒙式的、仅具有工具性的个体，认为只要将人处于放养状态，人的自利之心经过看不见的手的调整，便会自发地走向人人为己，已为人人的相互福利状态。这种理论的前提不仅是一种乌托邦式的一相情愿、而且与人社会性和文化性本质是背道而驰的。 市民社会理论的先天不足十分明显： （1）市民社会理论基础的错误。市民社会的理论建立在对社会进行分层的基础之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其分层的方式与理论基础却是错误的。市民社会理论假定人是自利的，每一个人都力图极大地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基于商品交换和利益分配的需要而相互妥协，因为人们的相互合作是生存的基本需要；每个人如果不合作，就不可能安然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而只能处于一种战争状态。由此可以看出：市民社会的行为规范是基于一种相互的不信任而形成的制约机制。这一理论将社会的分层建立在极度简化的经济人基础上，忽视人的其他需求，割裂人与人的其他关系，将糅合了神性与兽性的人性阉割成只包含利益的兽性，将综合少部分理性和大部分非理性的人定性为只具有经济理性的消费机器。这种简化对于一个经济学者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法学研究者则是不可原谅的。经济学家无须也不可能考虑消费者的消费动机，也不用关心人的其他属性；而法学家则有从哲学与社会的角度考察社会个体行为的动机及整个社会风气的淳化与社会道德提升的历史责任，将人类生活的一部分的经济生活用以概括社会生活的全部，简单粗糙，也不负责任。 事实上，每一种理论都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离开了条件或假设的前提空谈、以偏概全在逻辑上也难以立足。在市民社会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必然象经济学的目标一样，将追求财富增长的极大化作为终极关怀，反映在立法上为片面追求效率价值和个人权利自由价值，保障私有财产、契约自由和过失责任即是这种价值单一的表现。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排斥人的其他利益需求和价值取向，忽视社会公平和社会整体和谐的价值，更否定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生存的价值，当然不可能将环境保护纳入自己的认识体系。 （2）市民社会理论将人定位为理性的人，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这也是其合理性之一。但是将人完全看成是理性的不仅不符合事实本身，还会导致不良后果。自然与历史都一再证明人的理性只是人性的一小部分，人类的生存状态是理性与非理性交互的结果。从自然角度讲，人类只有经过非理性思维才能得到充分休息，否则会出现心理与生理上的障碍：如果人类只是理性的动物，那么心理学和精神病都不应该出现；如果人类可以只处于理性状态，那么，我们的所有感觉器官都应是废物。从知识的角度讲，人类的大部分知识都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因而知识的使用都具有条件性，而许多假设本身就是非理性的：如整个数学就是建立在一套所谓不证自明的公理之上的，物理学、化学都莫过于此，但是这些学科的发展史却毫不怀疑地告诉我们，每一个新的理论创造都来自于对原有公理的怀疑和推翻，又来自于对另一个新的假设的笃信，否则，就不会在欧式几何学的基础上又有了立体几何学，也不会有镭的发现和相对论的产生。人们总是认为：公理越少的体系越是完美的体系，基督教只要你相信上帝与原罪、佛教只要你相信因果报应，市民社会理论只要你相信人是经济人、理性人。在经济人与理性人的基础上，经济学家已经建立了一整套经济管理理论。由此可见，对人的理性假设并非完全正确和一成不变的。人类往往是先作出某种选择，然后再来论证这种选择的合理性，即其理性的成分；而不是先论证其理性后再作出选择。因而在现实中常常会发生理性选择预期与实际结果背道而驰的现象，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更是如此，自然界对于人类自以为是的种种“理性”行为的一次又一次惩罚和报复早已充分说明了人类理性的狭隘与不可靠。 法学家在市民社会理论的指引下，基于对人的理性认识，更是创造了高度“理性”化的概念法学[24]，在我们见到的经典的法律制度和法学研究理论中，基本的法律规范是用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十分精致概念来表达的。这些概念既是社会中具体法律现象的抽象，又是法律秩序中法律价值的载体和法律目的的代表。同时，概念也是联结整个法律体系结构，实现法律规范整合的媒介和纽带。所以在法律的运行过程中，规范的理解、解释和运用，都必须借助概念甚至依靠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