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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学基本概念系列—— 中国人学 形而上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文明之一，人学是研究人类文明、思想、道德、社会规范形成 等领域的学科。 本文提供对人学基本概念 “中国人学”的解读，以供大家了解。 中国人学 从广义上说，“人学”就是关于人的学问，是关于人类自脱离动物界以来，人对其自身及由自身所发生的一切思想、行为的总认识。 在中国古代，虽然没有“人学”一词，但根据上述广义的了解，中国古代有极其丰富的“人之所以为人”的思想和学说，这些关于“人之所以为人”的思想学说，不言而喻，即是现代所言之“人学”。 中国人学的萌芽，即原始人对自身的认识，始终是与自然、神怪这两种神秘的力量纠缠在一起，这是人类对自身认识的必经阶段。 从人类认识史的演进过程来看，人对自己的认识和研究，一开始是与宗教神学紧密相关的。 在中国古史与神话传说中，既已表示出人类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和对征服自然的幻想，这就是中国人学的最初萌芽。 据考古发掘所提供的材料，周口店山顶洞人死后随葬物品有石器、穿孔兽牙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表明这时的原始人已相信人死后还有鬼魂，反映出原始人对生死的看法，并由此产生了原始的鬼神崇拜。 另一方面，由于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思维能力简单，人们对风、雨、雷、电，特别是水旱之灾等自 然现象无法理解，产生惊异和恐怖，认为这些现象也有灵魂，给人以祸福，从而把这些现象看成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于是产生了自然神的崇拜，反映出原始人对人与自然的看法。 对鬼神与自然神的崇拜，是原始人类对自身认识的一种歪曲的反映。 随着中国原始社会的瓦解，历史进入奴隶制时期，原始社会中鬼神与自然的多神崇拜进一步发展为一神崇拜。 这标志宗教观念由自发阶段转入人为阶段，从而获得了社会属性，并在进一步的发展阶段上，许多神的全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转移到一个万能神的身上，而这个神本身即是抽象的人的反映。 据《国语·楚语》记载，帝颛顼时，借口“古者民神不杂”，由于“九黎乱德”，弄得“民神杂糅”、“民神同位”，导致神灵“无有权威”，于是“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至此，原始社会中，人人都有权与神灵相通的局面结束了。 据甲骨文和古文献记载，殷商时期即已出现万能的至上神——“帝”或“上帝”。 如《卜辞》中所谓“帝令雨足年”、“帝令雨弗其足年”、“王封邑、帝诺”等等，即是这种具有双重属性的至上神观念的表现。 实际上，这天上的“帝”或“上帝”正是地上殷王的化 身。 地上的君王不仅垄断地上的事物，而且也开始垄断人与神的交通。 周王朝建立后，把殷人崇拜的上帝，发展为对“天”的崇拜。 周人认为，至上神不是殷人的祖先“帝”，而是主管天下万国的“天”或“皇天”。 它有意志，称为“天命”。 周人抛弃了宗族神的意义，把具有人格化的“天”这个统一神进一步抽象化，并以此为天上地下宇宙之最高主宰，鼓吹“君权神授”，并认为“天命靡常”，只有“明德慎罚”、“敬德保民”，才有“天命”的佑护。 周人在“天命”中掺进“人德”的内容，遂使人与天、人与神的关系进一步具体化，并开始看到人的因素。 《尚书·皋陶谟》有“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以及《泰誓》中“惟人为万物之灵”等说法，即是看到天人关系中人的因素的证明。 至春秋时期，随着人文思潮的兴起，一些史官或大夫开始提出一系列具有人学意义的重要命题，构成此一时期人学思想的基本内容。 在人与神的关系上，隋国大夫季梁提出“民为神之主”的命题，认为：“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虢国大夫史嚣提出“神依人而行”，认为，“国将兴，听 于民；将亡，听于神”。 这些命题和观点，虽然还没有否认鬼神的存在，但认为鬼神对国家的兴亡不起什么作用，在人神关系上，首次把神摆在人的从属地位，这是中国古代人学思想的重大突破。 在天人关系上，郑国大夫子产提出“天道远，人道迩”的命题；周史官叔兴提出“吉凶由人”的命题。 这些命题及其所反映出来的思想，否认了自然现象的变化与人事有关的天人感应思想，从而使人从唯心主义的天命观、天道观中解放出来，这是中国古代人学思想的又一个重大突破。 春秋时期人文思潮的兴起，使哲学家们的注意中心从天、帝、神灵转向人事，这是时代的必然性。 这正如人类初期从神话转向自然一样，人对自身的认识是通过人与天、人与神、人与鬼怪等超自然的力量不断分离来实现的。 尽管这种分离仍有其局限性，但它毕竟开始触及到人自身。 从天、帝、鬼神向以人及人事为中心的哲学形态的转变，是中国人学思想的真正开端。 对于这个转变起突出作用的是中国人学思想的奠基者孔子。 孔子以“仁”、“礼”观念为中心提出一系列关于人的品质、人格、道德、修养等问题，并对人作了初步的界定。 《孝经》引孔子的话说：“天地之性人为贵”。 在孔子的仁学思想中，突出之点在于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