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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功次制度初探 规范内部流动的呢？自古及今的学者多将察举、 征辟制作为汉代主要的仕进制度， 然而， 如 果我们将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作为考察的对象，就会发现一些长久以来被忽略的重要问题： 首先， 每年只有极少数官吏被举，绝大多数汉代官吏终其一生与察举无缘。 其次， 被举孝廉 为秩百石以下少吏， 被察廉吏为秩六百石以下黄绶吏， 大部分中高级官吏都不在察举的范围 之内。 再次，郡国守相只有权辟除百石以下少吏 ? 贤良方正等特科不定期举行而且每次不过 百余人。 征辟一途不可能全部满足经常出现的官吏缺员。 最后，岁举孝廉始于武帝元光元年， 举秀才更晚。那么， 自汉朝建立以来的五六十年间，官吏是依据什么黜陟， 这一制度在察举 出现后是继续存在， 还是被取代而消亡了呢？显然， 察举征辟制之外， 还有一项仕进制度左 右着十几万官吏的命运。 幸运的是， 本世纪初以来发现的大批汉简为了解该项制度提供了真 实的原始资料，国内外已有一些学者进行了研究。 关于汉代的功与劳 其英勇表现而拜为上卿， 位在廉颇之右， 老将廉颇对此十分不满： “ 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 之大功，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 。对照司马迁的记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功指军功， 劳，指军功之外一切为政府的服务，军功有其严格的计量标准， 劳则是以累积时 汉代军功制度 汉代基本承袭了秦的军功制度， 又增加了若干新的内容。 秦以战而能斩首有功者为上。 汉五年大封功臣时，诸将所依据的是： “ 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功城 略地大小各有差。 ” 排列功臣位次时，众功臣又说：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 最多，宜第一。于此可见 发展时期， 国家军事力量在防守边境的同时必须保障内郡地方治安， 而且地方社会秩序的稳 须有统一的标准。对于将帅校尉来说，土地的狭阔，城之大小， 俘获敌方将帅的职务高低， 攻战的时间，次数等都构成评判功之大小的依据。 官吏因军功而获得提升的事例在两汉年间十分普遍，略举几例如下 : 李广从弟李蔡初为 郎事文帝， 景帝时积功劳至二千石， 从卫青击匈奴右贤王有功中率封为乐安侯， 元狩二年代 公孙弘为丞相。景帝时，李广为骁骑都尉，从太尉周亚夫击吴楚军，取旗，显功名昌邑下， 徙为上谷太守。武帝时朱买臣为会稽太守，受诏与将军破东越，有功，征入为主爵都尉，列 于九卿，贰师将军伐宛， 其所将军官吏为九卿者三人，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余人， 千石以下 千余人。名将赵充国始为骑士， 武帝时以军功拜为中郎， 昭帝时以击氐人迁中郎将，宣帝时 以军功为少府， 杜周之孙杜缓少为郎，本始中击匈奴，还为谏大夫。酒泉太守辛武贤之子辛 庆忌少以父任为右校丞，战功拜为侍郎。上党冯奉世武帝末以良家子选为郎，后以 击莎车有功， 为光禄大夫， 水衡都尉。 严延年由丞相掾为好令， 神爵中从军， 还为涿郡太守。 顺帝末冯绲为车骑将军， 荆州平定而推功于从事中郎应奉，荐以为司隶校尉。桓帝时， 度尚 擢为荆州刺史，出兵三年，群寇悉定，七年封右乡侯，迁桂阳太守。 汉代劳绩制度 汉代，从军出征达到立功标准则称为功，未达到标准则只能按服役期的长短记作劳，内 劳的制度起自战国或更早， 在汉代边郡戍卒中依然被保留使用， 汉简中有许多记载居延地区 士卒校尉功劳的簿书， 其中有只记劳绩日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