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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涩期的青涩果 庞旸 笔名阿真、潘岩。北京人。一九八二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历任中国和平出版社编辑、副编审、编审，编辑室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叶圣陶研究会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编辑学会少儿委员会委员，中国小作家协会导师团导师。著有长篇传记文学《邓拓和他的一家》、《叶圣陶和他的家人》，散文集《牌戏人生》，散文书话集《书边人语》(合著)等，发表文学评论、人物特写、科普小品、书评、散文等各类作品三百余万字。主要翻译作品有科普文学《生命真奇妙》、《美妙的大自然》，《少儿英语配图词典》(合译)等。 最近，偶然在朝阳区文化馆的文学刊物《芳草地》上，看到王景山先生写的《校园文学一例》，说的正是我们“七七级”几位同学当年办学生刊物的旧事，同时刊有蒋力、李功达两位同学给王先生的信，对先生的文章进行补充。《求索》诗刊，也是我当年发表处女作的地方。读先生文章，觉得异常亲切，遂翻出写于十年前，并未在报刊发表过的旧作《忆求索诗社》。现在一些文化人开始梳理“八十年代”的民间文学现象，校园刊物，也是这个历史潮流卷起的浪花。当年学生办刊还是颇费周折的，幸有王先生这样的明师和朋友支持，才有今天可成追忆的灵光一现。当年青涩而稚嫩的文学(乃至理想)追求已演化成今天的文坛谈资，想起来也颇有了几分沧桑。 忆“求索诗社” 曾与一位大学中文系教授谈天，说起大学生的课外社团，教授感慨道：今非昔比喽!如今低年级学生课外忙“创业”，高年级忙着找出路，谁还热心什么剧社，诗社? 这话使我回想起我们的大学时代。现在有人将七七、七八、七九三级大学生称为“新三级”，开始研究“新三级现象”。应当说时代进步了，如今的大学无论是学术水平、物质条件，都与我们那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在对精神世界的探索与追求上，今天的大学生与当初的我们，哪个更活跃、更浪漫、更积极、更充实呢?这恐怕一时难以说清了。 自有大学以来，中文系学生办文学社、剧社、诗社，就形成了一种传统。“五四”、抗日救亡、反独裁争民主，这些社团在传播外来优秀文化、思想启蒙、唤起民众等方面，曾有多少名垂青史的壮举，又为近现代文学史培育了多少作家、艺术家、诗人啊!“大乱”结束后首先跨入大学校门的“新三届”，正经历着整个中国社会拨乱反正、百废待兴而又生机勃勃的一个特殊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如火如荼，外来文化重又一下子涌人长期封闭的国门，令青年学子们目不暇给，热血沸腾。我们一面自诩天降大任于斯人，一面又对五花八门的社会现象和浪峰迭起的“思潮”、“流派”深感困惑。思想活跃，诗情激荡，各种各样的学生社团便应运而生。我所在的首都师范大学(那时叫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七七级一班的一帮“少壮派”，就在这时办起了个“求索诗社”。 诗社的发起人是班上五个出生于一九五八年前后的男生，其中两位名字就叫“跃进”：同学还送雅号“猪狗社”，因为他们不是属猪就是属狗。“求索”这个社名，取自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正反映了当时大学生的精神状态。诗社一成立，应者云集，吸引了一大批男女老少准诗人。这“老”指的是文革前的“老三届”——“新三级”中被尊称为大哥大姐的一群。 当时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伤痕文学”“改革文学”“探索小说”“朦胧诗”等此起彼伏，一篇小说能轰动大半个中国，一首诗能令几亿人吟诵不已，那盛况是今日寂寞的文坛难以想象的。在那种时风熏染下，准诗人们便是日也写，夜也写，上课时眼望窗外，口中念念有词，不用说那定是在构思一首新作。作了诗便想要发表，于是，有了油印的《求索诗刊》。 这《诗刊》是五个小诗人利用课余时间，刻蜡版，推油墨，编辑印刷出版的。每月一期，封面是浅蓝色稍厚的纸，上画颇有象征派意味的图画，内页则是粗糙发黄的白报纸。和今天电脑排版，纸张考究，印刷精美的期刊比起来，这样的刊物，是再简陋不过了。但在当时，那可是用小诗人们可怜的零花钱作经费的呀!《求索诗刊》每期印一百本，除了向作者赠刊外，还用一毛五一本的定价，卖给师生中的热心读者，算是捞回一点成本。 除印诗刊外，诗社还定期举办朗诵会、专题讨论会。开这类会，常到离校不远的颐和园、紫竹院选个风景优美的地方，月朗风清中，准诗人们激情澎湃地朗诵自己的新作，互相欣赏唱和，有时也为不同的文学见解争个面红耳赤。每过一段时间，诗社还出版一期特刊，集中刊登某一类型的作品。我至今保存的两本特刊分别叫作《九月诗草》和《十二月雪》。 渐渐地，诗社团结了一批文学青年，有的当时已在文坛崭露头角，有的日后渐成气候。 万之(陈迈平)，“新三届”大学生中已小有名气的作家兼诗人，常在《求索诗刊》上译介当代欧美诗歌。记得他译介过美国罗伯特·费罗斯特、英国达兰·托马斯和鲁德华·托马斯等诗人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