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代藏书楼到图书馆.docxVIP

从近代藏书楼到图书馆 中国古代图书馆的历史源远流长，发展到宋代，已经基本形成国家藏书、私人藏书和书院藏书三个系统。但是，直到清朝时，古代的图书馆一直注重收藏；除非藏主愿意，一般不对公众开放。因此，“藏书楼”三字，既是中国古代图书馆的一种名称，也充分体现了它以藏为主的特点。近代的藏书楼是本世纪开端的，1901年才出现的。当时“图书馆”这一名词还没有从国外传入，人们便借用“藏书楼”这一古已有之的名词，来命名新设立的图书馆。兴建藏书楼的主要目的是启迪民智，让图书从私人书斋或官方书库里走出来，变成社会公众的共同精神财富。由此，近代藏书楼在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程上，便成为一个新的里程碑。它不是古代藏书楼的延伸，而是对西方公共图书馆的借鉴和移植。 一、近代藏书楼的兴起 藏书楼的前身为戊戌维新运动时期（1895—1898年）各种学会的藏书处。戊戌维新是一场政治变革和思想启蒙运动。维新派出于冲决封建网罗的需要，在全国建立了72个学会组织，形成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公开合法的社会团体。为使人们及时汲取新知，大多数学会里都附设了藏书处，供会员和社会各界人士阅览。不少藏书处“藏书甚富，皆新学有用之书”；并参照当时西方公共图书馆的有关规则，从图书的采购、分类、典藏、流通阅览等方面制定了章程，成为后来藏书楼规章制度的蓝本。1898年9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学会被取缔，藏书处随之消亡。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清统治者严厉钳制舆论，禁谈新学，国内万马齐喑。1900年1月，浙江志士仁人孙翼中愤于清政府的愚民统治，在杭州创办文明学社以开启民智，成为黑暗政治中的一点闪光。社中购入“中西有用图书”500多种，并制定了采购、阅览等章程共7章20余条。随后，浙江瑞安的计学馆、安徽芜湖的通学社，也都附设有藏书处。这是戊戌学会附设藏书处的余响，是近代藏书楼创立的先声。 1900年底，慈禧太后在国内外压力下宣布实行“新政”，蛰伏两年的维新派得以公开活动。从1901年起，维新思潮重新涌动，启蒙活动再掀热浪，突出表现为新书新报的大量出版发行；与此相适应的是藏书楼的问世。 藏书楼与戊戌时期的藏书处都具有公共图书馆的性质。区别在于，藏书处是学会的附属机构，相当于现在各单位或团体的图书室；尽管对社会公众开放，但规模狭小，一般只有一间阅览室和一间书库。而藏书楼则是不依附于任何团体的独立的社会公共图书馆，有一定规模的楼馆设施和更为充裕的经费。 藏书楼集中出现于1901～1903年（以后陆续兴建的，因“图书馆”这一名词的输入而改用现名），遍及文化发达的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各省。近代最早的藏书楼是1901年设于安徽省城安庆的皖省藏书楼，1901年4月筹建，时距清政府宣布“新政”不过数月，“风气未开，规模甫创，是非之论，纷纷藉籍”，创办过程十分艰难。幸有思想开明的安庆知府方连轸、前怀宁县县令姚锡光等地方官的支持，并得到安徽营务处提调许鼎霖等人4000余元的捐款才得以继续修建。当年10月12日正式开馆，每天接待读者20余人；一年后增至每天接待200余人。以当时读书识字者在国民中所占的微弱比例而言，一天200余名读者不是个小数字。这足以表明人们对这种新兴的社会公共图书馆的热情，同时也反映了安徽省藏书楼的藏书、馆舍和接待的规模。 继之而起的是杭州藏书楼。如同安庆的皖省藏书楼一样，因设于省城，又称浙省藏书楼。1901年春夏之间由邵章提出呈请，经杭州知府批准后创办。初期缺乏经费，未能修建独立的馆址，暂借东城讲会旧址开办。“规模狭隘——几乎无人往观”。1902年张亨嘉任浙江学政，见藏书楼困窘，特拨官款10000两，购买西医刘铭之在大方伯里的一座洋楼，建立新馆。1902年5月18日大方伯里的新馆开馆，读者踊跃。由于省城对外府的示范效应，浙江其余地区也出现了藏书楼。1901年末，湖州府德清县绅士蔡渭生、许延甫倡办德清藏书楼，邀请徐爱庐、施容斋出资，设馆于县城清溪书院内；1902年初开馆。1901年底，绍兴绅士徐树兰也开始筹办古越藏书楼，斥资30000余元建设一座四层的藏书楼，又捐献家藏书籍70000余卷；1903年建成开馆，规模在各省中首屈一指。 江苏的第一家藏书楼是盐城藏书楼，1901年夏由盐城县令刘崇照捐款数千元创设，购入上海出版的“各种新书”，“以备合县士民借观”。 江西省最早的藏书楼是高安县的藏书公所，1901年11月由当地绅士发起，当年底开办。 江、浙、皖、赣四省是明清两代的人文荟萃之地，清朝人才更盛，历届乡试会试，进士多出于此。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这里又是主要传播之地；故1901年新思潮重新涌动，藏书楼首先出现在这一地区。 藏书楼的另一个比较集中的地域是同样得风气之先的广东与福建。1901年，福州知府程听彝发起鳌峰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