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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亚洲华商网络的制度化 本文旨在通过个案研究的方式试图弥补现有研究的某些不足,分析对象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以下简称总商会),特别是它成立头六十年间的历史(1906-1965年)。本文着重对两个问题进行分析:1.总商会是如何在新加坡确立并巩固自身的社会经济领导地位,并进而成为东南亚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组织;2.总商会是怎样建构并维系亚洲区域内的华人社会与商业网络、并将它制度化（注：根据亨廷顿的定义,制度化指的是一种进程,机构与程序在其中获得价值与稳定性。KarenRemmer,TheoreticalDecayandTheoreticalDevelopment:TheResurgenceofInstitutionalAnalysis,WorldPolitics,Vol.50,No.4,1997.）,使之成为联结东南亚与东亚社会经济结构的重要机制。在此基础上,总商会又是如何被嵌入多维空间的华人想象的共同体之中,并成为地方化(Localization)、区域化(Regionalization)以及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积极而有效的推动者。 一 当地利益及其基础:内部结构和纵式联系 建立于1906年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是在海外首批出现的华人商会组织之一。它的产生除了由于新加坡华人人口的迅速增长外,也反映了清朝政府对于海外华人在中国经济现代化过程中重要性的认知。颜清湟认为,清政府将总商会作为对海外华人进行政治控制和利用其经济潜能的中介机构,总商会也因此成为当地华人社会在经济上和社会上的领导机构（注：YenChinghwang,ChingChinaandtheSingaporeChineseChamberofCommerce,1906-1911,inLeoSuryadinataed.,SoutheastAsiaandChina:ThePoliticoEconomicDimension,Singapore,TimesAcademicPress,1995,pp.133-160.）。此后,总商会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机构一直负有多项职能,兼顾华人社会福利和教育。 二战期间曾积极参与东亚和东南亚的抗日运动,二战结束后最初20年也居于重要地位。施坚雅(G.WilliamSkinner)在1950年的东南亚考察之行结束后写道,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是所有东南亚国家中最大和最重要的华人组织,是毋庸置疑的华人社会的领袖,它所解决的问题远远超过任何区域或贸易组织（注；WilliamSkinner,ReportontheChineseinSoutheastAsia,Ithaca,CornellUniversityDepartmentofFarEasternStudies,1951,p.32.）。总商会本身也意识到其角色的重要性,并投入大量精力来促进和巩固其领导地位,声称一切有关华族前途的事情,本会无不挺身而出,尽力争取（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成立60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1966年,21页。）。总商会的影响力从何而来?在亚洲华商网络建构和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如何?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至少考虑三个因素:新加坡(华人)经济的特征、总商会的内部组织以及它在国家与社会联系中的独特地位。 自1824年开埠之后,新加坡华族移民的数量稳步增长。到1931年达*****人,占人口总数75%以上。随着英国殖民当局致力于发展自由贸易,新加坡成为区域性的批发和再出口中心。1926年,贸易总额高达18.867亿元。1931年来自泰国、法属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等地的进口总额达***-*****7元,占全部进口总额的53%（注：WongLinKen,CommercialgrowthbeforetheSecondWorldWar,inErnestChewandEdwinLee,eds.,AHistoryofSingapore,Singapore,OxfordUniversityPress,1996,pp.41-65.）。作为西方中介机构和消费者及生产者之间的中间人,华商在转口贸易中起了关键作用。在收购海峡地区产品以供出口以及销售进口产品方面,华人批发和零售商都是不可或缺的。新加坡是高度全球性的城市这一事实,也强化了他们的商业角色。 新加坡和槟城企业注册局1931年的年度报告显示,有来自31个国家的565家企业在这块殖民地拥有业务,它们大多都在新加坡设立办事处或代理公司。事实上,中国政府和商界并没有忽视新加坡至关重要的地位。 一份中国官方的报告中,新加坡被形容为地居南洋群岛之中心,为欧亚航行必经之地,商务繁盛,为各地之冠,因其为免税口岸,各地货物,多先卸此处,而后转输近处各埠。与邻地交通,颇称便利。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