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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朝法制建设看中国古代民族间法文化的交流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不少少数 民族政权，或统一全国，或治理一方，其法律制度各不相同，影 响各异。汉法文化和各少数民族法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法系的基 础。北朝处于我国最大规模的一次民族融合时期，包括北魏、东 魏、西魏、北齐、北周五个政权。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是中 国历史上第一个越过黄河并迁都于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 鲜卑民 族积极学习儒家文明，在法制建设上取精用弘，后来居上。相比 较于同时期的汉族政权南朝， 北朝立法更有建树。特别是北魏和 北齐，法制建设成果最为丰富，在法律体系的完善、罪名刑种的 确立、刑罚原则的改革、司法制度的创新等方面，对隋唐法律产 生了重要启发，体现了高超的律学造诣。 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来阐 述北朝法制建设对中国封建法制发展的重要贡献。 一、北朝法制的儒家化 法制儒家化是中华法系的重要特征， 而北朝在中国法律儒家 化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阶段。瞿同祖先生在《中国法律之儒家化》 一文中云：“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可以说是始于魏、 晋，成于北魏、 北齐，隋、唐采用后变成为中国法律的正统。”中国的儒家思想 产生于先秦时的中原地区，由于这一思想体系适应中国农业经济 环境下的家族社会的精神需求，到汉代特别是西汉时被推崇到至 尊思想的地位，并开始显示对社会的强大影响力， 在法制上也有 深刻体现。 这种影响继续发展本是大势所趋， 但北魏作为北方游 牧民族建立的政权能够顺利接受、吸收儒家传统思想并发扬之， 将其应用于法制建设，且对后世法制（以《唐律》为代表）产生 深远影响，其意义值得深究。入主中原以前，鲜卑族使用简陋粗 犷的习惯法来调节社会秩序， “畜牧迁徙， 射猎为业，淳朴为俗， 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 [1] “魏初，礼俗纯朴， 刑禁疏简。宣帝南迁，复置四部大人，坐王庭决辞讼，以言语约 束，刻契记事，无囹圄考讯之法，诸犯罪者，皆临时决遣。神元 因循，亡所革易。” [2] （ P.2873 ）实施汉化改革以后，鲜卑族 的法制由习惯法逐步转化为以礼为指导的封建法制。 礼是儒家思想的表现形式，也是北朝法制儒家化的有力证 据。礼是中原汉家数百年来封建文化的结晶， 其对政权和社会的 影响力、 渗透力以及自身的文化威信， 都非鲜卑族“纯朴”的习 俗可比。礼为北朝社会分制 ,从家到国 ,礼规范社会各阶层的行为 标准，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官尊民卑，与之相呼应，北朝法制 儒家化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刑法打击重点化 西汉时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儒家思想， 建立了既主张仁 义又讲究功利的新儒学。新儒学一统各家学说为封建统治所用， 以儒家之等级、仁学、德治、教化思想为主，结合法家君权、人 性、纲纪理论，辅以阴阳五行神权观，服务于皇权。从此以后， 三纲五常逐渐成为中国政治统治和社会活动的基本纲领。 围绕着 对君权、父权、夫权的保护，北朝法制开始将国家刑法重点打击 对象集中在由儒家纲常所划分的犯罪行为之中。 北朝以前，中原各朝即对严重危害国家根本利益和统治秩序 的犯罪作出过严厉制裁的规定， 如战国时商鞅就被诬以“谋反” 的罪名而遭受极刑（车裂）。《北魏律》曾规定：“大逆不道腰 斩，诛其同籍”。 [2] （P.2874 ）《北齐律》整合秦汉以来对各 种严重刑事犯罪的特别规定， 总结历代封建立法经验， 将统治阶 级认为最严重的犯罪集中总结为十种，创立“重罪十条” , 将其 置于法典的首篇《名例律》中，作为封建法律重点打击的对象。 这十种犯罪是：反逆（造反）；大逆（毁坏皇帝宗庙、山陵与宫 殿）；叛（叛变）；降（投降）；恶逆（殴打谋杀尊亲属）；不 道（凶残杀人）；不敬（盗用皇室器物及对皇帝不尊重）；不孝 （不侍奉父母， 不按礼制服丧） ；不义（杀本府长官与授业老师） ； 内乱（亲属间的乱伦） 。犯此十条者， 不仅要处以最严厉的刑罚， 而且不得适用“八议” （八种特殊的人可以依法减免处罚） 和赎 刑的有关规定。 从“重罪十条”的内容看， 主要包含三大方面的犯罪： 一类 是严重危害皇帝的人身安全、 个人尊严及威胁统治秩序的犯罪行 为，如反逆、大逆、叛、降、不敬。罪名比例占到重罪十条的一 半。先秦儒家倡导并维护“尊尊”的社会等级分制， 将其作为处 理君臣关系，君民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时的制度准则。西汉 董仲舒在对儒家思想的总结改造中明确提出“大一统”， 将“尊 尊”思想进一步进行发挥， 将君权推崇至无上地位， 已接近法家 的集权理念。 专制政权之稳固成为国家头等大事， 任何对统治的 威胁、危害也就相应地成为最严重的刑事犯罪。 第二类是严重违背伦理道德和破坏家族制度的犯罪。如恶 逆，不孝，内乱。儒家文明以家族为载体，弘扬“亲亲”精神， 倡导父慈子孝， 兄友弟恭的亲族道德， 维护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