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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的特质产权特性与产业定位 长期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和“三农”问题是我国政府及经济 学界两大最难以解决的问题。 其中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没能找到一 个真正可行的、科学的改革路径。以往的众多改革建议囿于现实 中的多重约束条件，没能找到真正合乎经济学义理的改革方针。 在新的国有企业改革实践中， 应深入研究国有企业的性质， 注意 公共产权和私人产权的特质性差异， 考虑到不同的产权形式有不 同的产业定位，只有这样，改革才会有实质性的突破。反之，则 是典型的治标不治本，是难以实现国有企业改革目标的。 国有企业的缘起及其内在特质 （一）国有企业的缘起及其政企合一的必然性 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解释了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节约 市场交易费用，即用费用较低的企业内组织替代费用较高的市场 交易；企业的边界被决定在企业内组织的边际费用等于市场交易 的边际费用这一点上。科斯在这里解释的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 起源的情况，而国有企业的诞生在此基础上显然还有其特殊的原 因。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的建立不像私有企业， 它的主要目标不 是为了追逐利润，而是主要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工具来实现政府 的各项职能。具体来说，一是更好地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二是 改善社会公共设施，提供公共产品，增进社会福利，弥补由于市 场失灵所引起的供给空白区； 三是控制经济发展的方向， 掌握整 体投资，调整产业结构，加快产业升级，保证经济的均衡发展和 社会的稳定。 国有企业的边界被决定在由于外部性的存在而导致 的市场失灵这一点。 但是社会主义国家―这当然也包括中国―的国有企业的起 因除了是为了消除外部性、 弥补市场失灵外， 更主要的是基于马 克思、列宁等人的意识形态学说， 即国有企业的建立是为了构建 上层政治建筑的公有制经济基础， 同时也是为了使国家能直接用 计划来管理国家，消除剥削，实现共同富裕。这个时候，国有企 业是兼有生产、 社会保障、 社会福利等多种经济和社会管理功能 的“社区单位”（刘世锦， 1995）。然而，在创建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思想的指导下， 中国国有企业的社会管理职能已渐渐 剥除，其性质慢慢地接近于市场经济国家的国有企业。因此，我 们基本可用同一个分析框架来研究这两种国有企业。 从以上分析 可知，国有企业从其起源就迥异于一般企业， 它的发源地不是市 场，而是国家的意志和行为。 在现代国有企业理论中， 政府是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全体 人民的代表而出现的， 要求政府不干预企业， 则其代理的所有权 约束大大削弱乃至消失， 而“所有者虚位”又是现代企业制度不 能容忍的。 全体人民委托政府建立国有企业， 并不是为了获取最 大直接利润， 而是为了使自己的生活环境更好， 自己的各项需求 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反过来，人民如果是为了追求最大利润， 则不会选择代理费用极其高昂的国有企业形式， 而会选择委托― 代理链条短得多、效率也高得多的私有企业形式。 事实上， 国有企业政企分开问题， 不是政府对国有企业多管 少管、直接管间接管的问题， 而是对一定的企业还要不要采取国 有制的问题。 若要求企业适应市场并进入市场竞争， 要求其政企 分开，实际上就要求其实行非国有制改造， 而对于真正的国有企 业，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实行政企分开。 （二）国有企业的市场异质性 按照科斯、阿尔钦、德姆塞茨和张五常等人提出的理论，市 场中的企业可以被理解为一组由各类资源所有者缔结的市场合 约。各种资源的所有者按照合约安排规定的条件， 将资源的使用 权让渡给一位代理人以换取收入（周其仁 ，2000）。这时企业 家（或代理人） 依据合约赋予的有稳定预期的要素使用权直接指 挥生产并向市场出售产品。 这样， 企业家不用根据瞬息万变的市 场价格来获得所需的生产要素，也即降低了交易费用。在这里， 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拥有充分的自由缔结合约的权力， 他可以选择 他认为最安全的、 能给他带来最大利润的其他要素所有者签订合 约，他也可以选择自己利用资源直接生产， 或一次性地通过市场 出售资源取得收入。 在我国国有企业的建立过程中， 一切生产资 源都通过国家机器归于国家，个人产权遭到否定。在这里，国有 制企业已经不是科斯意义上的“企业”， 因为它并不是基于一组 市场合约。国有企业所需要的物质资源由国家通过“计划”的方 式调配，所需要的人力资源由国家通过“工作分配”的方式派 遣。物质财富的真正拥有者一全体人民被剥除了自由签订合约的 权力，甚至人们个人所拥有的自身的人力资源也失去了自由让渡 的权力，一切都由国家作为代理人集中分配。 而且国家也正是通 过这样一种方式来统治和管理人民的， 这时一个人纵使拥有自己 能自由支配的生产资源， 他也没有另外的可以让渡的对象， 也就 是说他失去了退出权。 从以上可知， 国有制企业是一种非市场合 约性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