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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的话语建构 自斯宾塞提出著名的问题： “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后， 就 衍生出另一个更具争议性的问题， 即“谁的知识最有价值？”在 确定“用谁的文化去教育孩子”这个问题上， 教科书起了很重要 的作用 [1 ] 。接下来的问题是教科书 {1} 又是如何选择谁的文 化、知识呢？阿尔都塞给出的答案非常直接：“学校给人传授 ‘本领，无非是以保障人们对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臣服。 ” [2 ] 如果再追根溯源，意识形态又是通过什么或者说是通过什么 “黑箱”作业使教科书听命于自己呢？换言之， 意识形态作用于 教科书的机制到底是什么呢？ 一、从意识形态转向话语的教科书 意识形态 {2} 与教科书的关系，美国教育学者阿普尔 （M.Apple ），在《意识形态与教科书》一书中有较精确的理解： “教科书是一种文化资本分配和使用的过程与记录， 也同时受到 政治权力的介入，而难以摆脱意识形态的操控。” [3 ] 但如何影响和操控呢？也即意识形态是如何运作的， 是如何 在一整套隐秘的控制机制……通过这机制，社会才得以传输知 识，并在知识面具掩盖下保证它自身的延续 [4 ] 。巴赫金的意 识形态符号论为我们解开谜底提供了启示， 他认为意识形态主要 作用于人和现实，最终要通过语言，并落到语言上。意识形态与 语言的结合，使语言成为“意识形态的充盈物”（巴赫金语）， 并表现出语言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限定下的群体表现形式，即 discourse （话语）。由此，话语不限于语言，还扩展到“它向 来都是一种隐匿在人的意识下却又暗中支配人的不同言语、 思想 和行为方式的潜在逻辑” [4 ] 。它规定不是随便说话，而是只 能说这种话。 学者敬文东更强调话语的潜在逻辑， 直接把“话语 定式”认定为话语， 认为意识形态都是某种观念体系， 都有它特 定的观念内容，同时还是一种有权力支持的话语定式（此即 discourse 的最新解释） 。意识形态必须以话语定式为存在形式， 才能挺立于世界之上 [5 ] 。意识形态最大的秘密、最大的“阴 险之处”就在通过话语定式对人的灵魂的再生产和不断重塑， 它 有充分的能力把自身转化为人的无意识， 从而让自身通过人的动 作 / 行为再度生产出来的事情十分隐蔽地发挥作用，并借此机会 让自身得到彰显 [5 ] 。可见，意识形态正是通过话语影响人与 世界，意识形态的“黑箱”式作业，因话语而显得敞亮。所以意 识形态研究有必要降解为话语的微观机制研究， 意识形态讨论有 必要转化为意识形态话语的讨论。教科书作为阿尔都塞所说的 “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之一， 意识形态对它的影响使用的工具 正是语言、文本，发挥作用的形式是话语实践，因而也有必要转 入教科书的话语研究， 才能挖掘教科书中知识、 真理形成的机制。 事实上过去对教科书的意识形态研究基本上也是通过语言展开， 只不过它仅停留在语言的政治性，而没有深入话语及背后的逻 辑。 另外，现行的教科书意识形态研究，通常局限在国家观念、 人物褒贬、阶级问题、民族问题、 文化价值等政治意识形态方面， 显然束缚了意识形态的“手脚”， 把意识形态研究困在了人文社 科领域的教科书中， 很难对理科教科书有所作为。 而作为存在方 式的话语则更具包容性与扩充性，可囊括所有形式的意识形态， 它必然要对教科书中所有的观念材料， 包括那些甚少政治性的科 学内容都结合进去，使它们都具有话语的逻辑特征。 二、话语建构的教科书 话语崇拜论者把话语当成上帝般存在， 使得“话语”获得本 体论的主体地位， 正如福柯所说的那样“不是我在说话， 而是话 在说我”，话语甚至成了人的惟一主体。但对此，费尔克拉夫的 认识较清醒，他认为：在话语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一种辩证关系， 后者既是前者的条件， 又是前者的一个结果。 即一方面话语被社 会结构所构成， 受到社会结构的限制， 另一方面话语又是建构性 的。一句话，话语不仅是表现世界的实践，而且是在意义方面说 明世界、组成世界、建构世界 [6 ] 。对于教科书的知识世界而 言，话语正发挥了这样的功能一一不同的话语说明、组成、建构 不同的教科书及其书中的世界。 话语如何建构教科书的呢？有必要先回到教科书本身。 1. 选择“最合价值”的内容体系 教科书无法避免价值判断， 依斯宾塞的观点教科书本质上是 一个价值判断的内容体系， 因此，准入教科书的应是最合价值的 知识、人物、语言等。而判断是否合价值的标准，即是否遵从话 语之逻辑、定式。 知识作为教科书内容的第一要素， 在我国百年教科书发展史 上并非永恒不变。 清末的“中体西用”知识与民初以后的启蒙知 识，20 世纪 30 年代的国民化知识，抗战时期的抗战知识，新中 国的苏化知识，文革时期的斗争知识……，是有所不同的。从目 前看来， 什么样的知识可以进入教科书或被教科书所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