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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 20 世纪 30 年代浙江农村的副业合作
浙江经济的基础在农村, 农村产业除了作为主业的稻麦等粮 食作物外,大部分属于农村副业的范畴。其中蚕、棉、桐是农民 容纳过剩劳力增加收入的主要副业,在农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 位。浙江为蚕丝出产地,全省 75县中,产蚕丝者达 58 县,完全 以种桑养蚕为专业者, 亦不下 30 余县。每年计产生茧百余万担, 生丝 8、9 万担, 占全国丝茧总数 1/3。“浙省棉产, 昔负盛名, 在棉业市场中,颇有相当之地位,运销各地,为数甚巨,市上所 称之‘姚花‘绍花即浙棉之统称也。 ”“浙省为桐油主要产 区之一。该省产桐区计有 36 县,分布于金衢严温等处,每年产 量,约 15 万担至 20 万担之谱,约值 450万元目。这几种产业与 市场联系密切,是浙江农村的主要“富源”。 20 世纪 30 年代初 期由于内外市场的丧失,农民收入锐减,生活恶化。浙江省政府 通过合作徐图挽救这几种副业进而复兴农村经济。 近年学界对农 村合作的研究, 有从宏观上探讨合作运动的政府行为, 国家与社 会的互动关系, 有对合作制度变迁的探讨, 但从行业切入以经济 视角对地方政府用合作发展生产复兴农村经济的行为, 取得的成 效及阻力,鲜有关注。合作从信用到生产,是浙江省政府建设农 村思路的转变。 笔者在梳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 对这一问题加以 分析,以丰富民国时期农村合作制度的研究,不当之处,请方家 指正。
一、浙江农村副业的衰落及影响
20世纪 30年代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浙江蚕、棉等 主要农村副业因内外市场丢失而衰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从外部看, 国外市场丧失, 日本加紧侵夺我国产品海外销售 市场。以前海外蚕丝市场,几为中国独占,自日本蚕丝业发达, 规模膨胀,而华丝反受排挤。“我国销售美国之生丝,不到五万 包,而日本竟销去五十余万包,尚不及十与一之比。日本节节进 逼,连此五万包之销路,尚用种种倾销方法,思根本铲除,以图 独占世界之蚕丝市场。”浙江为华丝出口重要基地,受其影响, 出口锐减。“本年浙属各地夏茧……计有春茧,共计五万余包, 连夏茧在内,不过六万包,较之往年,减去十分之六。”日本发 动“九 ?一八”事变劫夺我东北市场, “一?二八”事变破坏江浙
市场的正常秩序。 湖州“在民国二十年前北方绸销尚佳, 故农民 之茧均制丝织绸,推行全国。不料‘九 ?一八事变后,北方及 东三省绸销大减, 绸价日落,于是湖地之丝绸收入遂大为减少”。
“一 ?二八”淞沪战事发生,“丝市几至完全停顿,濮镇绸销益 为阻滞,存货囤积,以致机织停歇,丝行绸庄亏蚀,相继停闭者 过半”。基于以上因素,产品价格遽跌。如“至二十一年, ( 吴 兴)桑叶价只自八角至二元八角不等……至二十三年叶价愈跌, 高自一元至一元二角,低至三角至五角”。蚕茧价格,“最高时 每担可卖八十元, 在四五年前每担尚值四五十元, 今则仅售二三
元, 说到丝价……现在是一跌再跌为五百两, 前年最低时尚不
满四百两……每担约八九百两的茧本, 再加加工费用,成本已在
千两以上,今所值仅及成本之半”。 由此看出主要是日本倾销和 武力劫夺,华丝逐渐丧失了国际国内市场。
从内部看,产品质量低劣,缺乏市场竞争力。蚕丝衰落固然 由于日本丝竞争与世界经济不景气, 但农民不知运用科学方法改 良产品也是重要原因。日本蚕丝不仅成本低廉, 且丝的品质亦较 能适合中外人士需要。因此复兴蚕业只有改良品质,减轻成本, 才能畅销海外。要有良好丝质,须先有良好蚕种。浙棉过去在上 海市场上向负盛名,现今物质文明日臻进步, 纱厂为适应社会需 要,纺纱支数由粗而精,行销市场的浙棉,大都为大簇棉种,此 棉种纤维粗短,品质低下,不合各纱厂需求,“以去年十一月上 旬棉花市价为例,则长绒细棉之灵宝花,每担皮棉价格值五十四 元左右,而余姚棉则只值三十二元左右, 相差竟达二十二元之多, 于此即可概见”。余姚为浙江省产棉最多地区“徒以纤维粗短, 品质未纯,以致价格低落,销路迟钝”。品质不合市场需要是产 品逐渐丧失市场的内部原因。
此外商人剥削加重了这种危机。 商人利用生产者对市场行情 的隔膜,或者他们对现金的急切需要而进行不等价交换, 生产这
种商品的农民抵抗能力十分薄弱, 如桐油的辗转运销就是层层剥 削,农民将所产桐子售于油坊,油坊榨油后出售当地油行,由当 地油行运销外埠油行,再由外埠油行转售于洋庄再运销外洋, 在
此过程中又有桐子桐油之小贩掮客及过塘行等中间人, 运销步骤 十分复杂,“更有预卖制度, 即俗所称‘桐子批或‘桐油批, 农民在未收获时,即将产品预先贱价出卖,所受剥削更甚”。嘉 兴农民出售绸匹,并非直接售于绸行,盛泽镇上另有所谓“领 头”( 掮客之一种 )272 家,专以代替农民脱售绸匹为业,从中赚 取佣金, 甚至揩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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