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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传》中《易传》为书 摘要：“《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在阐释《易经》时，《易传》从天人观中拓展了关乎人伦道德的思想理念，使传统伦理道德的内容日趋完备，促进了古代伦理道德的制度化，以致内化成了民族的文化意识和印记，至今余韵犹存。 《易传》的解释让《周易》实现了由卜筮向哲学化的过渡，使得最初隐晦的“天人合一”和俗世生活产生了紧密关联。“《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一、从天人合一到伦理道德的进路《易传》贯通天地人三者的思想赋予了天人合一流变生发的特性，为《易传》天人观的伦理化奠定了基础。“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成卦。”“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井以辨义，巽以行权。”《大象传》在对卦义的解释上同样带上了人伦道德的影子，《蒙·象传》：“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表达了君子以现实行动来修养提升自己德性的意义，这与儒家“为仁由己”的道德修养如出一辙，都讲求由行动出发滋育德性，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蹇·象传》：“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周易正义》：“蹇难之时，未可以进，惟宜反求诸身，自修其德，道成德立，方能济险，故曰‘君子以反身修德’也。”由此观之，《易传》既体现了天人合一与人伦道德间的关联性，同时也提出了能够互相印证的道德修养方法，人们能够借助这种道德修养的途径达到天人合一的层次。我们可以从《易传》关于德性修养内容的表达中来理解中国古代的君子形象，士人在对君子人格的追寻上可谓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当然，《易传》的思维方式无法清晰的说明德性产生的根本原因，然而，对传统伦理道德而言，仍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即使放到现在来理解，我们在处理人与自身，人与人或人与自然关系的时候，依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二、天人合一下贯到伦理道德的基本内容在强调纲常的传统社会谱系中，关于伦理道德的内容是最为思想家所关注的，西周以来尤为重视对对道德的阐发，统治阶级为了向平民宣告政权和地位的合理性，自然要提出一种让人相信的理论作为支撑，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将德性意义凸显出来了。“天道靡常，惟德是辅”，就明确了把德性作为天命所归的根本条件，德性深厚的人才有资格获得上天的眷顾。中国古代思想家重视德性的政治思维模式逐渐演变成了《易传》中的伦理道德的体系。第一、仁和义。《说卦传》“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日柔与刚，立人之道日仁与义”将仁义对应了天地之道。朱熹对于《乾·文言》中的“仁”认为：“‘元者善之长’以下四句，说天德之自然。‘君子体仁足以长人’以下四句，说人事之当然。元只是善之长。万物生理皆始于此，众善百行皆统于此，故于时为春，于人为仁。”这里所体现的不是一种以我为中心的本位主义，相反，它试图打通人与人之间隔膜，实现一种双向度的共生与成全。这种双向共生的思想就是古人从天德之中演绎而来，“天地之大德曰生”。义，“义者，宜也”，即适宜、适当之意，古人常将义与利关联，看成一对伦理观念。《文言传》认为：“利者，义之和也。”《周易本义》：“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于时为秋，于人则为义，而得其分之和”，将“义”和“利”视作和谐统一的整体，“利物足以合义”“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君子应该发扬利人利物的德性。由此可见，《易传》中仁与义体现了一种由天到人的思考，仁者推己及人，义者大利天下，在人与人，义与利之间，形成了不偏不倚的“中正”之德，《乾卦·文言》“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强调了持守中正德性的人自然能展现防微杜渐的言行，既可以成全自己，也能够成全他人。第二、礼和信。“礼”在儒家看来是人日常行为交往的规范，人的行为符合礼仪才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履者，礼也”，“君子以非礼弗履”表明礼规约着人的日常行为。当然，礼在实践中并非拘泥不化，而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权衡调整的，礼最终不能妨害道。信，“诚也。释诂。诚，信也。从人言。”《序卦传》“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说明《中孚》的本意是表达中正诚信的德性。《中孚·彖传》“豚鱼吉，信及豚鱼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也。”意在说明人的诚信连小猪、小鱼都能波及到，则此人的诚信自然可以无所不到，他做的事情都会呈现好的结果。《易传》中还特别提到在困境中坚守诚信的意义，《坎卦·象传》：“习坎，重险也，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维心亨，乃以刚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告诫人们只要心存信实，往前进取，就可以转困境为畅达。这种诚信不仅体现在人与人的交往上，对于自我内心同样要守持诚信，这也是“中孚”意义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