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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师生信任的困境与出路 摘要：长久以来，教育活动的顺利展开是以师生信任作为基础的,其主要模式为发轫于中国的伦理型师生信任与发轫于西方的契约型师生信任。现代社会的深刻变化导致师生信任模式从伦理型向契约型转变，其不可避免遭遇到“现代性的后果”，体现为信任基础的薄弱、信任对象的割裂、信任情感驱力的缺失以及信任文化的失落。摆脱师生信任的现代性困境，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摆脱“非此即彼”的思维窠臼，实现伦理信任和契约信任的融通；二是彰显教师的道德身份，奠定师生信任的情感根基；三是构筑师生信任的长效机制，形成师生信任的文化共识。 师生信任一直以来被视为师生关系的应当，学生对教师的信任是教学活动顺利展开的基础，而教师对学生的信任又是激励学生奋发的动力。只有教师与学生之间形成相互信任的良性关系，才能凝聚成强大的教育合力。相反，师生信任的缺席不仅仅影响学校教育的成效，更重要的是将对学生的成长起到难以消除的负面影响。但是，现代社会的深刻变化带来了师生信任模式的嬗变，从传统社会的伦理型信任转变为现代社会的契约型信任。同时，师生信任模式的现代性转换也不可避免遭遇到“现代性的后果”，从传统社会稳固的样态转化为现代社会脆弱的样态，即师生间的信任关系异常脆弱，随时可能转变为师生间的不信任。因此，本文对两种师生信任模式进行剖析，并阐述信任模式变化带来的“现代性困境”，进而尝试探寻如何走出师生信任的“现代性”困境。一、伦理信任与契约信任：两种不同的师生信任模式梁漱溟先生认为：“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亦即是其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所贵乎人者，在不失此情与义。”（一）发轫于中国的伦理型师生信任传统社会的师生关系其实质是伦理关系。教师被视为“传道者”，师生之间是传道者与受道者的关系，教师因此获得的先天道德权威使得其突破了“经师”的身份而成为“人师”。以孔子为楷模，古代教师往往重身教胜过言教。后来，经过荀子“天地君亲师”的阐述，将“尊先祖而隆君师”视为“礼之本”，教师获得尊贵的社会身份。西汉董仲舒改造经学，儒家经典被列为官学，更加强化了儒家关于教师身份的论述。自此以后，历代统治者“尊师重教”，对教师的尊敬带来了一种师生之间的信任文化。这种信任文化源于学生对教师的尊敬和崇奉，教师享受着学生的无条件的尊敬和信任，自然会“还信”于弟子，师生间的信任关系非常稳固。这种师生信任文化镌刻在民族的心理记忆之中，成为“尊师”的重要体现。师严道尊的儒家伦理带来的是教师社会身份的“道德化”与“神圣化”，这种社会身份的“附魅”使得教师获得一种传统式的权威。这种权威建立在对教师人格信任的基础之上，与教师的道德身份绑定在一起，具有稳固的教师权威身份的烙印。其特征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师生信任的无条件性。基于儒家的师生伦理，学生“依附”于教师，并且对教师的人格无条件信服。东汉班固在《白虎通义》中将“师长有尊”视为“三纲六纪”中“六纪”之一，在儒家师生伦理的秩序下，学生既是教师庇护的对象，也被要求维护教师的权威。同样，教师也应该信任学生，不应怀疑学生。二是师生信任关系的稳固性。儒家师生伦理带来了教师的道德权威的地位，因此学生不会对教师的人格有任何质疑。并且古代的师生属于名副其实的利益共同体，甚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不会因为偶发的失信事件而影响师生之间的信任关系，师生信任异常稳固。三是师生信任关系的特殊性。伦理型信任是一种特殊信任而非普遍信任，是一种基于情感的关系信任，因此伦理型的师生信任体现出学生对自己老师的绝对信任和对他人老师的疏离甚至排斥。在传统的师生伦理中，学生需要维护老师的知识权威和道德权威身份，必要时还要为自己的老师进行辩护。这就决定了师生信任是局限于各自师门这一特殊的、狭小的圈子之内。（二）发轫于西方的契约型师生信任契约本义是指证明出卖、抵押、租赁等关系的文书。一是师生信任的非人格化。在传统社会，师生信任的根源在于人格担保和权威加持，主要依赖于师生的感性经验，具有主观性与不确定性，而现代社会的契约信任依仗其非人格性的制度担保，克服了上述主观性和不确定性，赋予师生信任以一定程度的客观性与确定性，使得信任成为一种可以控制的、可以预期的制度性承诺。教师信任学生会遵守学生守则、班级规范等外在的的制度，而学生信任教师会严守教师职业道德，因为这些教师都是经过教育系统的培养、考试所选拔出来的合格的职业教师。归根结底，契约信任的对象并不是每个具体的教师，而是抽象的教师群体以及教师群体背后的整个学校教育系统。二是师生信任关系的脆弱性。前已述及，契约文明的出现就是为了解决人类社会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但是其代价是工具理性泛滥带来的人类价值和情感的失落。因此，契约文明下的师生关系是由法律制度规章所限定的契约型关系，其导致师生关系更加疏离，更导致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