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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文心雕龙》的英译翻译策略研究 摘要：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文心雕龙》的英译，可结合“一带一路”倡议，从西方英语世界扩大到非西方的英语世界，并根据当地情况，制定因地制宜的翻译策略，使中国古典文论借助官方渠道，进入更广泛的亚洲和非洲沿线英语国家，树立全新的中国文论形象，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也使中国文学与文化在不断扩展的英语世界解读出更丰富的内涵，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发展高峰从篇幅上看，《文心雕龙》英译分为节译和全译。根据笔者研究发现，现有节译包括以下几种形式：为研究的节译、为教学的节译、为传播的节译。从20世纪40年代到21世纪初，外籍汉学家为研究方便，常常亲自翻译《文心雕龙》的部分章节，如休中诚上述译本因译者文化背景不同呈现较大差异。国内译者在源语特别是文化和文学思想的理解上占有优势，也有更高的文化自觉意识，翻译更加准确忠实，能有效避免文化误译，而外国译者在语言表达上占有优势。译者身份不同，文化背景各异，意识形态相左，导致翻译目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都有很大的差异。一、英语世界的范围与《文心雕龙》的英译长期以来，西方文论在中国影响深远，中国文论则患了“失语症”纵观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研究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问题：各种研究都未对关键词“英语世界”的范围进行精确界定，而是将其默认为以英美为主的西方国家或欧洲世界。把研究范围限定在英、美、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这些主流的英语国家是最为常见的，然而将整个欧洲划入英语世界的范围，还是有待商榷的，如法国、意大利、瑞士、瑞典、荷兰、希腊等国，官方语言或母语并非英语。南安普顿大学教授詹妮弗·詹金斯（Jennifer Jenkins）对英语在世界上的两次传播历史进行了总结，第一次是从英国和爱尔兰传播到北美，第二次是通过殖民扩张的方式传播到亚洲和非洲等国家对外传播需解决两个问题：由谁翻译？如何翻译？第一个问题有三种答案：一是由最了解中国文化的中国译者翻译，以保证文化的自主性；二是由熟悉中国文化的海外汉学家翻译，以保证译文的可接受性；三是中外翻译家合作翻译。第二个问题也有三种答案：一是归化翻译，顺应目的语国家的文化规范，重视接受度；二是异化翻译，注重保留源语文化的自主性；三是归化异化相结合的翻译，也是更理智、更易于接受的翻译，因为在归化和异化之间，译者还有一个“第三空间”实际上，《文心雕龙》的英译应该采取何种方式，不仅需要考虑不同英语国家的文化规范，同中国文化交流的历史和现状，还要考虑翻译文学在这些国家文学系统中的位置。根据以色列翻译理论家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二、《文心雕龙》在西方英语世界的拓展现有《文心雕龙》英译本主要产生于20世纪，从西方英语学界的讨论和反馈来看，《文心雕龙》已在西方英语国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得到了美国学界权威人士的肯定，入选《诺顿中国文选》其次，宇文所安和施友忠英译本在西方英语世界已经拥有了一定的读者群体，《文心雕龙》在西方具备了相当的接受基础。下一步的翻译就应该基于此，继续增加中国文化的传播深度，扩大传播广度，使中国文论从“发声”阶段迈向与西方文论话语“平等对话交流”阶段，而这需要两个条件，即话语独立和平等对话针对西方专业读者，《文心雕龙》应采取杂合化的翻译方法，以异化策略为主，尽量保留中国古典文论的异质性。当异化翻译使译文支离破碎读者不知所云的时候，可采取归化翻译策略进行辅助，用西方文论话语阐释中国文论理念。这样，两种文论思想相互承认，相互阐发，既达到了平等对话的目的，又能使译文易于理解和接受。鉴于翻译文学在西方英语世界文学系统中处于非中心地位，中国译者的影响力远不如本土知名译者，《文心雕龙》英译应选择中西合璧的模式，以中国译者为主，汉学家负责译后编辑，对译文进行调整修改，最后为英译本写序或书评，将《文心雕龙》在专业读者中进一步推广，发挥“专业人士”的权威作用。这种模式兼顾语言质量和译介效果，使得《文心雕龙》在西方专业读者群体中更易于接受，引起更多学者对中国古典文论的关注、讨论和回应，形成双方的有效互动。大众读者阅读《文心雕龙》主要不是为了学术研究，而是出于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兴趣，因此译文不适合过于陌生化，因为《文心雕龙》的内容专业性强，理解难度大，可能会使普通读者望而却步；而过于归化的翻译又无法满足读者的期待视野。针对此类读者，可以选择汉学家作为翻译主体，以归化为主、合理异化的方式对《文心雕龙》进行选择性翻译。一方面，知名汉学家在目的语国家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权威性；另一方面，他们和目的语读者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更了解读者的阅读偏好、思维习惯和文化期待，译文会更容易受到读者的信赖三、《文心雕龙》在“一带一路”亚洲英语世界的拓展近年来，通过“丝路书香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