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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民族团结方式探析 摘要：中国古民族团结的理论包括六大内容：一是儒家性善论，二是用夏变夷论，三是血缘相同论，四是天下一家论，五是大一统论，六是协和万邦论。中国古代民族团结的实践方式有七：一是政治和亲与民众通婚方式，二是少数民族人士在汉人政权内任职方式，三是任用良吏管理夷人方式，四是羁縻方式，五是经济优待方式，六是改土归流方式，七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方式。中国古代民族团结的理论与实践，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促进了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共同发展。中国古代的民族团结方式对当代中国维护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对因俗而治与文化进步的同步进行，对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都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生活的地域并不只是天然独立于一个区域，汉民族以中原地区为主要的聚集地，而周边多为少数民族所占据。但有时少数民族也会涌进汉民族聚集区，如此就形成了不同民族犬牙交错的势态。因此，民族团结的问题自古以来就成为政府十分重视的一个问题。本文试就中国古代政府践行民族团结方式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一、中国古代民族团结方式的理论基础“民族团结是一个历史范畴；民族团结是民族与民族在互动中的认同；民族团结的实质是一种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整合关系。民族团结的内涵指的是民族团结本质属性的总和，互动、整合和和谐是民族团结本质属性的具体表现。”（一）儒家性善论中国古代民族团结的理论基石，以儒家思想最为重要。儒家的性善论，确定了天下所有人出生时都具有善良的本性。但在其出生后会受到外界多重的影响，因而可能会做出许多不当的事情。儒家性善论，不只是针对中原地区的汉人，而且也针对周边地区的夷人。儒家的性善论，使得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家庭出生的人，具有平等的社会地位。也就是说，人出生时，其天性是一样的，是平等的。儒家的性善理论为中国古代中原王朝推行民族团结方式的政策奠定了基本的理论基础。承认少数民族与汉民族都是人，就承认了少数民族的人性与汉民族的人性具有同一性。这就为民族交往和民族团结提供了人性理论的前提。（二）用夏变夷论尽管儒家文献中记载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左传·成公四年》），但是，儒家对此却并不完全认同。儒家认为夷夏之分，重在文化而不在血缘。孔子因此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孔子此语的本质意思就是：“用华夏的礼仪文德来教化他们，使他们变成华夏的一员，这就叫‘用夏变夷’。”用夏变夷的本质，是通过华夏先进的文化，让夷人接受之，并因此转变为夏人。可见，用夏变夷论的重点，不是血缘的改变，而是文化的改变。用夏变夷论尽管有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偏见，但同时也具有平等对待夷人的文化观念在内。就汉民族来说，虽然中国古代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观念，影响了政府的民族政策的制订与执行，但是，汉人政府中具有远见卓识者，却反对这种观念，认为夷夏之分在于文化而不在于血缘。用夏变夷而非以夷化夏，并不是华夏文化要称霸于周边少数民族，而是符合文化进步的必然规律。用夏变夷，而不是以夷化夏，原因有二：一是夏文化居于主导地位，代表夏文化的中原汉人政权政治经济军事等处于优势地位，有化夷的主导权。二是夷人有可化的必要，也有可化的可能。尽管夷人没有夏人先进，但是，夷人只是文化上落后于夏人，通过教化，可以快速提升其文化层次，达到夏人的水准。（三）血缘相同论血缘相同论是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民族团结理论。血缘相同论认为，不只汉人认为周边少数民族和汉人血缘之根相同，即使是少数民族自己，也多认为他们与华夏人血缘具有相同性。血缘相同论包括胡汉起源相同论和越汉起源相同论等。就少数民族来说，虽然也存在着一些少数民族从血缘上否认与汉民族同源的观念，但是，相当部分的少数民族依然相信，他们与汉民族是同源的。如鲜卑民族。胡汉血源一体，是中国古代民族团结的重要基础。胡汉血源一体，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就有记载，其后拓跋鲜卑又进行了理论创造。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匈奴民族起源的记载，就涉及到匈奴与汉民族同源的问题。“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通过胡汉同源的认同，也就容易化解民族之间存在的矛盾。问题在于，即使没有血缘同源的理论，如果汉化程度已非常高，也就不存在民族歧视政策的实施了。这在十六国前期的前秦政权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前秦是氐人建立起来的政权。但是，此政权的所有政策，看不出有民族歧视的内容，反而表现了极强的民族大度之心。并非所有的少数民族都能从汉民族的先祖中找到同源的根据，但是，却难不住他们从儒家经典中寻找到相关的理论来统治汉人。大禹出自西羌的传说，就成了他们统治中原的最好理由。西晋末年刘渊起兵反晋时声称：“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