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行政公益诉讼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思考.docxVIP

检察机关行政公益诉讼工作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思考 公益诉讼反映了强劲的社会需求之下检察权的内涵扩张，其通过新的诉讼模式保护受损的公共利益，涉及的利益冲突更加敏感，当下的相关立法及实践无法充分发挥其制度初衷。对此，检察机关应在重视能力建设的基础上，立足现有的法律规定对工作机制进行优化。借助检察办案一体化模式，通过上级院督办为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提供后盾。通过与立案监督工作一体推进，在“两法”衔接制度框架内将检察机关的监督优势延伸至公益诉讼工作中。與行政执法机关建立监督与支持并重的关系，借助行政机关的专业化优势推动检察机关的公益诉讼工作。 强劲的社会需求使传统的诉讼模式在公共利益保护方面显现出了局限性，由此催生了以社会本位主义为基础的公益诉讼制度。 一、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工作现状分析 行政公益诉讼是检察机关履行检察监督职能的新的载体和维护公共利益的新的制度设计，在制度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方面已经经过了充分的理论研判和实践检验，但于成熟的行政诉讼结构中介入新的角色，无论是检察机关还是行政机关及其他当事人都需要面对新制度带来的排异反映。 （一）立法层面的不足 尽管与传统的诉讼模式存在较大差异，但检察机关作为诉讼的参与者，必须就其监督主张提供必要的证据支持。根据公益诉讼的监督逻辑，检察机关需要证明的内容包括行政机关履职不充分的情形及存在能触发行政执法程序的公益受损的基础事实，对此，检察机关需要对待证事实进行调查核实作为推进公益诉讼实践的认识基础。显然，调查权对检察机关行政公益诉讼具有显著的程序作用，但相关法律规范中对检察机关调查权的规定都过于笼统，且缺少必要的程序保障，由此导致实践中的诸多问题。公益诉讼工作由试点“转正”后，“两高”出台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中就人民检察院在公益诉讼办案中的调查权问题进行了明确，表述为“调查收集”，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检察机关在取证问题上的主动程度，其行使调查权的重心不局限于对现有证据材料的复核和加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对调查权的程序限制，调查的视野和思路更加开阔。但这一规定相对原则，没有在程序性保障措施上有所突破，在强制性上保持了审慎的态度。由于检察机关无权采取强制性措施并且没有程序性保障机制，检察机关的调查核实工作在实践中难以落实。 （二）实践层面的阻力 行政公益诉讼作显著增加了公益保护的强度，也面临着尖锐的利益博弈。在个人本位的传统诉讼模式中，以不特定群体利益为载体的公共利益在受损后难以获得救济，侵权人事实上能够顺利逃避应当承担的责任。检察机关的介入将对公共利益保护的更高要求转变为行政机关的履职内容，并将最终传导至侵害公益的不法行为人，无论是从责任形式还是赔偿额度上都将显著加重其负担。因此，不法行为人会抵触检察机关的公益诉讼工作。在与行政机关的对接中这一问题更加突出，行政公益诉讼工作的内在逻辑中即包含着对行政机关不作为和乱作为的评价，在督促履行职责的同时往往还会引起相应的追责程序，在各种“监管风暴”的背景下基层行政执法机关面临着相当大的压力。检察机关的行政公益诉讼直指行政执法环节存在的问题，要求行政执法机关配合检察机关的调查监督，在程序上几乎不具有可期待性。地方政府及其所属行政机关、不法行为人，对于检察公益诉讼进行抵制的基本方式主要是对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活动的不配合。因此，公益诉讼直面环境污染、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等社会痛点，也是各种利益博弈的敏感点，不担当、不作为、不正确的政绩观乃至政治站位不高等问题，都可能传导至检察机关的行政公益诉讼实践中，如在检察机关勘验现场过程中，涉案单位不接待、行政机关不配合等情况时有发生。 （三）能力层面的短板 检察机关在行政公益诉讼工作中不仅需要对已有的证据材料进行书面审查，还需要进行调查核实、参与庭审，同时行政公益诉讼的领域决定其对办案工作有较高的专业性要求。长期以来，检察机关中存在着重刑事检察轻民事行政检察的不均衡问题，民行检察队伍人员较少，业务能力尚不能完全适应这一工作内容的重大调整。仍以调查核实工作为例，在基层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中，调查手段比较简单，主要是通过调阅、复制相关行政执法卷宗、询问相关人员进行，采取委托鉴定、评估、审计和收集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等方式的数量较少，实践中勘验物证、现场和咨询专业人员、相关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等调查核实手段运用的难度也较大。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前，基于行政公益诉讼所关注的行政机关不作为、乱作为与渎职犯罪在表现形式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一致性，民行检察部门可以向自侦部门借鉴经验甚至直接借助自侦力量实现必要的沟通联系和信息共享。但随着自侦部门转隶，检察机关在行政公益诉讼办案中已经无法借助内部成熟侦查力量的指导和支持。 综上，检察机关行政公益诉讼工作面临的困境既有制度设计方面的客观问题也有检察机关自身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