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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法律监督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思考 未检部门集中开展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监督工作，是“捕诉监防”一体化工作模式的有益探索，也是“少年司法”制度发展完善的应有之义。相比传统执检部门，未检部门开展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监督“执法理念更为契合、信息掌握更为全面、帮教水平更为专业”，但客观上也存在监督能力不足的障碍。如何在规范履行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前提下，突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职能，本文以“社区矫正执法活动”为主线，充分依托未检部门“个案办理”“社会化帮教”等优势，具体构建了有未检特色，兼具“监督+保护”职能，包含“专业化监管、精细化教育、多元化帮扶”等内容的社区矫正监督机制。 传统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开展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虽与成年人有所区别，但鉴于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人数较少，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特殊管理规定相对笼统，检察监督的专业性、规范性、针对性相对薄弱。而由未检部门在“捕诉监防”一体化模式下，集中开展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其优势在于可有效依托“个案办理”、“异地协助”等方式，实现对同一涉罪未成年人从批捕、起诉到刑罚执行环节的全方位监督和保护；其弱势在于打破传统部门屏障后，如何提升监督的能力水平，如何科学界定部门间的分工定位，实践中还存在诸多问题。本文结合XX区检察院未检部门开展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实践，通过分析当前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问题，具体论证了未检部门开展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监督的合理性，并就构建“监督+保护”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机制提出具体的设想。 一、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一）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法律规定笼统，监督依据不足、程序滞后 从2011年2月《刑法修正案（八）》确立“社区矫正法律制度”到2012年1月“两高两部”出台《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社区矫正工作的立法进程总是相对滞缓。《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33条明确了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的概念（即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未成年人）以及对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的八种监管方式。这八种监管方式主要包括“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分开矫正，予以身份保护；对未成年社区矫正小组的成员配备、监护人的职责义务予以细化；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学习及帮扶措施”等。纵观这八种监管方式，除了“身份保护、分开矫正”相对具体外，其他规定均较为原则笼统，致使检察机关开展监督，存在实体依据不足的问题。在监督方式上，《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2条、第5条、第12条、第14条、第25条、第26条、第37条，明确了“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各执法环节的监督定位”、相关法律文书同步抄送检察机关的程序设置以及通过“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书”开展监督的形式。但上述规定除了“同步抄送法律文書”是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特殊规定外，其他条款都是原则性普适规定，监督滞后，效力难以保障的问题仍然凸显。 （二）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水平层次不齐，监督的专业化程度不高 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普遍存在监管的专业化、规范化、特殊化程度不高的问题。究其原因，一是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人数少，矫正时间短，监管过程中容易被忽视；二是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身心状态特殊，监管难度大，基层司法所有畏难情绪；三是基层司法所“人财物”配备匮乏，且部分司法所为乡镇内设所，特殊化监管要求难以得到统一落实。以XX区为例，截止XX年8月，辖区内在册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仅11名，占社区矫正服刑总人数的4%；所涉罪名以暴力型犯罪为主，文化程度低，绝大部分处于无业状态，家庭监管能力薄弱，还存在个别单亲家庭情况，监管难度大。在日常监管方面，因基层司法所体制原因，大部分乡镇内设司法所工作职能纷繁，未能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分开矫正，再加上矫正小组成员的配备不科学、监护人职责不明确，监管的专业化程度普遍不高。比较突出的表现是每月八小时的教育学习、社区服务及社会化帮扶工作流于形式。而检察机关在开展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法律监督时，也受限于上述主客观原因，在监督时未有效贯彻“区别对待原则”，监督的专业化、规范化有待加强。 （三）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信息不对称，监督的针对性不强 要有针对性地开展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其前提是对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个人信息的充分知晓，比如说，未成年人的个人成长经历、家庭成员情况、犯罪原因、就业就学情况、家庭监护能力等。而实践中，检察机关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对上述信息获取的途径极为有限，主要包括书面查阅基层司法所的日常监管台账或是当面约谈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上述两种检察方式所掌握的未成年人信息往往不全面或不客观，致使检察监督的针对性不强。 二、未检部门开展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监督的合理性论证 如前所述，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人数少，占比低，由未检部门开展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监督并不影响执检部门承担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主体地位。而由未检部门履行该项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