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公益诉讼制度面临的问题及对策建议思考.docxVIP

消费公益诉讼制度面临的问题 及对策建议思考 伴随着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修订，消费公益诉讼逐渐进入司法视野中，其具有保护对象公益性、诉讼功能预防性、原告与案件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等特征。但实践中消费公益诉讼推进并不广泛，还未充分发挥出制度设计初衷，存在对原告主体资格过于限缩、受案范围模糊不清、诉讼请求类型不够周全等问题，亟待进一步完善以促进我国消费公益诉讼进一步发展完善。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7条规定，中消协以及各省级消协均具有向法院提起消费公益诉讼的资格。2018年9月，广东省消委会在被称作为全国首例惩罚性赔偿公益诉讼的“广东假盐系列公益诉讼案”的最后一案中取得胜诉，将消费公益诉讼这一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新路径直接呈现到公众面前，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作为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中的分支，消费公益诉讼维护公共利益以及消费者群体利益的作用愈发受到重视，但该制度中所存的缺陷也逐渐突显，亟待完善。 一、消费公益诉讼的特征 公益诉讼的起源可追溯至罗马法的规定，任何普通市民均可提起的，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的诉讼制度。现代意义上的公益诉讼始于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1890年《谢尔曼法》标志着现代经济法的诞生，创设了现代的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如今，我国公益诉讼的主要内容除民事公益诉讼外还包括了行政公益诉讼，本文主探讨民事公益诉讼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消费公益诉讼。所谓消费公益诉讼，指由法律规定的国家机关与社会组织针对经济活动中违反经济法律，侵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破坏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提起民事诉讼，通过法院审判来维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活动。 消费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相比，存在三方面特点：一是保护对象的公益性。具体体现为公益诉讼维护的并非某个或某部分特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是不特定的消费者群体所享有的合法权益，并通过规范经济秩序的良好运行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发展。二是突出體现预防性。诉权的行使并不要求以存在损害事实为前提，而是只需满足根据初步的证据，能够证明有发生危害众多不特定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可能性即可。消费公益诉讼倾向于通过预防与及时制止来尽可能避免危害的扩大，而非单纯地寻求事后救济。三是适格范围不要求原告与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由于在消费领域存在案件多发性、群体性以及同质性的特征，加上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往往力量差距悬殊，倘若私人提起诉讼则可能面临严重的规模不经济以及举证难题。所以突破传统自益诉讼中对直接利害关系人的限制，能更好地震慑与预防消费领域的违法行为，保障不特定消费者群体的利益。 二、消费公益诉讼制度的现存障碍 随着2012年《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公益诉讼从学理构想进入到了司法制度中。《民事诉讼法》第55条以“具体列举+概括规定”的立法模式，具体列举污染环境与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另加“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界定标准，对公益诉讼作出了严格的适用范围限制。2013年与2014年，分别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环境保护法》中增加了有关公益诉讼的内容。但从新《消法》实施至今，各地消协提起公益诉讼的数量极少，审理结果也并不理想。 （一）对原告主体资格过于限制 消费公益诉讼的基础在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与消费公益诉讼。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7条却将原告主体资格限定于仅限定为省级以上的消费者协会。虽然我国也确立起了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但在消费公益诉讼中处于后顺位。目前主要承担我国范围内消费公益诉讼的相关组织实际只有全国消协以及32个地方消协。虽然省级以上消协的综合素质与能力较高，但与消费者群体之间的存在地域限制而存在一定程度的衔接不畅，尤其在第一时间获取损害风险信息上并不具有优势。 （二）受案范围存在模糊 消费公益诉讼的核心在于受案范围的明确，《民事诉讼法》第55条表明适用消费公益诉讼的标准为“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7条相应的受案标准仅为“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由于两个标准在具体的界定上存在着差异，出现了只构成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但却不构成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形的处理困境，造成了公益诉讼实践中受案范围模糊的问题。由于公共利益享有的主体是不特定的多数人，因此它并非社会成员个人利益叠加的总和，也并非某一封闭地区、封闭团体的共同利益。有观点认为倘若消费领域的某一事件侵犯了特定多数人利益，基本基数很大，但因为这些特定人可以一一确定，因而不符合公益诉讼中“不特定多数人”的要求，对该侵害就不能提起公益诉讼。笔者认为，仅因为消费者能够一一确定就完全否定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观点，不免与社会的普遍认知相左，由此可见目前有关公益诉讼的适用标准问题在学界尚未达成共识，司法实践中标准并不统一。 （三）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