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贤家族与二战后香港戏院业的演变.docxVIP

? ? ? ? ? 何贤家族与“二战”后香港戏院业的演变 ? ? ? ? ? ? ? ? ? ? ? ? ? ? ? ? ? ? 何氏家族，祖籍广东番禺石楼镇岳溪乡应唐坊。何澄溪（1885～1954）壮年之时，曾在番禺、顺德等地经营丝绸、海味、火柴、粮油等小买卖，并在家乡拥有多块田地和果园；其后，何氏始涉足航运，拥有几艘花尾渡，开设往来澳门、湛江、江门三地的客、货运。何澄溪娶有两妻，于同年生得两子，长子何添（1908～2004）于20世纪30年代初加入香港的恒生银号，后成为股东；次子何贤（1908～1983）则于香港抗战期间，任澳门大丰银号司理。20世纪40年代，何添和何贤兄弟逐步在港澳地区建立多种业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何贤涉足澳门戏院业，并于50年代通过何添的财政支持，于香港协助新中国建立戏院事业。[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英关系渐趋紧张，何贤先支持港商袁耀鸿（1904～2003）组建及经营粤语电影院线“太环线”，并逐步组成亲中国语电影院线“双南线”；同时，他多次周旋于中英两国之间，试图担当中间人（intermediaries）角色。何贤视“政治”为一种生意投资，令家族事业可以于战后得到及时的调适。60年代初，何贤借着新中国领导人对电影的支持，加强了对香港国语电影院线的投资。“双南线”的雏形，遂由此而建；而香港的亲中国语电影院线发展，亦更形稳固。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在其影响下，“长城”“凤凰”等亲中国语电影制片公司停止生产；由于缺乏片源供应，“双南线”于1968年正式瓦解。1983年12月，何贤于香港逝世，家族事业主要由儿子何厚铧（1955～）继承，其中包括庞大的公共事业和私人生意。 本章尝试利用家族档案、内地和香港文献等史料，重塑何贤家族事业的历史演变，借以了解及分析家族成员与香港亲中影商的联系，亲中国语电影院线的形成过程、秩序与变迁，以及院线的政治宣传策略与成效等问题；同时，希望借上述问题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何氏家族如何调整家族事业的政治策略，以应对外在环境改变带来的冲击。 家族事业的延伸：香港戏院业的投资 何添与何贤的父亲何澄溪[2]有两位妻子，分别为原配邓氏和妾侍梁碧秋，长子何添（原名何相添）为梁氏所生，次子何贤（原名何相贤）则为邓氏所出。何氏兄弟年幼时，与父亲在广州生活，曾在私塾搭读数年。1921年，何贤在广州沙基的穗兴祥店做“后生”；两年后，转往顺德陈村旧墟“福源号”做掌柜，料理粮油贸易。其后，再到广州西荣巷银业市场，专营港币买卖的报价工作。1929年，何贤和何善衡在广州开设汇隆银号，自任司理，何添后加入银号，充当练习生。1933年，何善衡、林炳炎、盛春霖和梁植伟合资10万元，于香港永乐街70号创办恒生银号，何添随后加入，并在银号任掌柜，月薪18元。两年后，何添出资5000元作为股本，成为恒生银号股东。1938年10月，日敌陷广州，何贤乃赴香港发展。1941年12月25日，香港宣布沦陷，何贤即赴澳门，先经营谷米生意，后任大丰银号司理。抗战期间，澳门相对稳定，金融界为方便华人汇兑款项，特聘何贤为大西洋银行华人业务部义务经理。另外，香港抗战期间，何添、何善衡和林炳炎等亦将资金调往澳门，并带18位恒生职员于澳门暂避，以永华银号名义继续经营。[3] 香港光复之初，何添从澳门返港，先与何善衡、梁球琚等成立恒昌公司（大昌贸易行前身），代理粮油杂货；后再通过恒生银号经营黄金买卖。此时，何贤在澳门已薄有名望，遂与澳葡政府经济局局长罗保、胞兄何添等合股组成“和安黄金公司”，取得黄金专营权；其后，港府禁止黄金入口，在何氏昆仲的合作下，早已积存大量黄金的恒生银号赚了大钱，奠定了何贤在澳门商界的地位。自此，何添留驻香港，为恒生银号拓展业务，何贤则长驻澳门发展。20世纪40年代后期，何贤为大丰银号扩展业务，向多元发展，涉足业务包括银行、餐厅、饭店、戏院、巴士及的士公司等。[4]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何贤在澳门政商界的地位愈形稳固，1946年，他被选为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董事会副主席，[5]翌年，他受任为澳门孔教会董事及澳门商会（后改称中华总商会）副主席。[6]同年7月始，何贤的慈善公益性捐赠，每年均有数次之多，且数目庞大，动辄过万，为他在澳门社会取得一定的名声。[7]1948年，何贤当选为国民党港澳总支部代表大会的澳门代表。之后，由于与中国共产党负责联络澳门上层人士的柯麟等人交往频繁，在政治上与国民党逐渐疏远。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何贤积极亲中的角色亦渐趋鲜明。1950年，他受任为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长，[8]1952年7月，成立“澳门工商界回穗观光贸易团筹备委员会”，声称要面向中国做生意。[9]同年8月底“关闸事件”后，何贤成为尚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中葡两国搭建交涉与联络渠道的理想中间人。9月15日，何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