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和谐繁荣之道：论合伙制度创新与资本市场生态优化.docx

? ? ? ? ? 迈向和谐繁荣之道 论合伙制度创新与资本市场生态优化 ? ? ? ? ? ? ? ? ? ? ? ? ? ? ? ? ? ? 自周小川先生将生态学概念引入金融领域，提出“金融生态”的概念以来，其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引发了对金融市场环境前所未有的关注聚焦。[1]在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通过分析50个大中城市样本得出的《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报告中，确定了评价城市金融生态环境的九大类构成因素[2]，法治环境（贡献弹性0.194961）排在第一，这意味着法治环境是影响城市金融生态的首要因素。[3]而资本市场[4]作为改善“金融生态”的前沿领域，[5]其在法治框架下的持续繁荣发展对一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发挥着重要的杠杆作用，一如美国保尔森指出：“据我所知，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无需强健的资本市场而拥有成功、可持续和平衡的经济。”[6] 生态学告诉我们，大自然中生物物种的生长繁衍、和谐共处需要适宜的生态系统平衡，同理，商事主体制度（对中国当下而言，尤其是非公司形态的企业制度）的“各就各位”、丰富完善与资本市场法律环境的升级优化，息息相关。正如江平教授指出，金融环境有它独特的法律的一套制度，企业的法制环境应该说是它的基础。[7]本文基于2006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通过、2007年6月1日起施行的合伙企业法中关于有限合伙企业及特殊的有限责任合伙的制度创新——被称为是新法的“灵魂”[8]，结合其对于资本市场生态优化有何实际贡献，还有哪些不足和困扰，以及下一步如何改革与完善等问题，做一探讨，并求教方家指正。 一 合伙企业法修改实施之意义：在优化资本市场生态的道路上探寻 （一）为发展我国风险投资（含外商投资创业投资）提供了新的组织保障 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准确地应称“创业投资”）主要是向企业（多指创业阶段）提供股权资本，并为其提供经营管理和服务，以期在企业发展成熟后，通过股权转让获取中长期资本增殖收益的一种投资方式，可谓将技术开发、资金融通和创业发展三位一体，“毕其功于一役”。其兴于美国20世纪40年代，并于50～60年代迅速发展，但均采公司形式，惟到70年代末，有限合伙制才始为青睐，乃至到20世纪80年代末它在数量上占到80%，发展成主流形式。[9]尽管撇开税收等因素断言“有限合伙制是创投基金的最佳形式”还存有争议，[10]像在德国、瑞士、澳大利亚等对合伙企业与公司实行公平税收政策的国家，公司制占了主流，在有限合伙盛行的美国，一些大型的风险投资机构（如著名的美国联合创业投资公司）仍坚持按公司形式运作，还有在我国台湾地区风险投资也一直是按股份有限公司形式设立并获得成功，成为世界风险投资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但有一基本点应是毫无疑问的，即：商法上的合伙与公司、甚至基金的制度安排从法律经济学的眼里看来，本质上都是为该团体组织中的投资者、管理者和其他利益相关主体提供一套他们都统一遵循的规则及实施机制，对于为风险事业贡献了资本和时间的参与者来说，这套规则起着弥补当事人之间契约缝隙、填补漏洞的作用。当然，各组织的差异也很显著，就交易费用、运营成本而言，企业（公司）管理费按国家成本会计制度的规定，可达5%，实际往往超出这个比例，合伙企业、基金管理成本大大低于这个幅度，基金是1.5%，合伙企业是1%～1.5%。[11]因此，法律供给上应为风险投资提供公司制、合伙制乃至基金制等多元的组织形式，以供投资主体进行更多的自主选择，如同餐馆菜单花色品种丰富齐全将更吸引众口难调的顾客一样，规则的灵活多样化形成竞争，有了竞争就会更加促进法律激励卓有效率。譬如日本，风险投资最初也多为公司形式，1982年JAFCO（日本第一大风险投资企业、全球排名第八）开有限合伙制先河，当时仅是依据商法中通过基金投资和民法中任意合伙的规定，1998年日本政府出台《有限责任合伙基金法》，在立法上正式确认了风险投资的有限合伙制度，奠定了较完备的法律基础。[12] 在我国，目前约有250多家风险投资企业，500多亿风险投资资金，投资了3000～4000个项目，而且主要依靠的是国家投资（80%、90%以上是国家投资，或者是国有企业投资），从法律结构方面看我国的风险投资业在发展初期采用了有限责任公司、信托、委托等形式，且公司制占了多数。新合伙企业法修订前公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信托法等已齐备，惟缺国外风险投资盛行的有限合伙立法供给，一些地方也做了先行探索，如2001年2月2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出台了《有限合伙管理办法》，在中关村科技园区开始设立有限合伙制的风险投资机构，但因为没有全国人大的立法，其发展依据大打折扣。[13]我们常言法律的生命在于其适用性，不能与社会脱节，而是要能满足当下社会发展的需求，表明和记载新的经济关系。具体到风险投资领域，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