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高储蓄、高投资和中国经济增长.docx

? ? ? ? ? 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高储蓄、高投资和中国经济增长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转轨时期的经济增长呈现出独树一帜的特色，其典型特征就是持续的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和低通胀。另外，中国经济的成长还伴随着长期的“双顺差”，这与传统的发展经济学范式也不吻合。这些现象是如此之独特，以至于国际社会将之称为“中国之谜”。为解释这个“中国之谜”，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本文提出一种分析角度，希望为破解此谜作出些贡献。 本文从劳动力转移的角度，解释了这种模式赖以产生的基础。我们认为，剩余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工业化）、由农村向城市（城市化）、由国有向非国有（市场化）的持续转移，是我国经济能够长期、高速增长的关键，而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既是这种增长模式的必然结果，也是劳动力得以持续转移乃至这种增长模式得以维持的关键原因。为了防止效率低下的金融部门阻碍劳动力的转移，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引入纯粹金融意义的国际直接投资也就成为必然。与此同时，本国金融部门也将持有一个规模逐步扩大的外汇储备。这也对长期持续的双顺差提供了一种解释。 本文是我与金融所殷剑峰博士合作完成的。论文曾发表于《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 一 引言：转型经济的高储蓄和高投资之谜 处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呈现出诸多令人困惑的现象，这些现象鲜见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中，也难以简单地用主流经济学理论予以解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现象就是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的长期持续。从图1可以看到，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就一直维持在32%以上的高水平，并且在波动中呈不断上升之势。 图1 1979～2003年中国的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 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中，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的短期高企是容易解释的：对于远离稳态的经济而言，由于资本回报率较高，这两个比率自然就会较高。但是，对于储蓄率和投资率长期高企甚至不断上升的现象，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解释力就有限了。因为，在对居民行为和生产函数做了合理的假设后，这两个比率是应随人均GDP的增长而逐渐下降的。 于是，很多经济学家就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及其可持续性产生了怀疑，例如张军（2002）。他们认为，与高速经济增长相伴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增长主要是投资过度扩张的结果，而这种状况是不可持续的。其关键理由有二：第一，中国的资本产出比在不断上升，这说明每单位资本形成导致的产出增加在下降，即投资的边际效率在递减；第二，进一步看，在一定的假设（主要是规模报酬不变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下，根据某些方法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在下降。就是说，中国经济本应该进入但却并没有进入一个收敛路径。 实际上，中国经济增长表现出的这些特征并非绝无仅有，20世纪 70～90年代东亚的新兴经济体的增长也曾显示出大致相同的特征。而扬（Young，1994）早就对这种增长模式提出了质疑。扬在计算了东亚经济的TFP之后指出：“（东亚经济资本产出比的）上升并不是世界经济的典型特征，因为在其他经济里，投资与GDP之比是不变或下降的，只有表现非凡的亚洲地区是个例外。”据此，扬认为东亚依靠资本投资的外延式增长将会停顿。 对于扬计算TFP的方法和其中隐含的前提假设，理论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参见郑玉歆（1996）的总结］。这里仅需指出这样一点：无论是TFP，还是资本产出比，其计算乃至含义依赖于对总量生产函数乃至经济增长模式的识别。例如，如果总量生产函数为AK形式：y=Ak，即经济处于内生增长的状态，假设技术进步A不变化，则产出增长率和资本存量增长率均保持不变且完全相同。此时，按照TFP的一般计算公式可得：gA=gy-gk=0。但是，众所周知，内生增长却是完全可持续的。所以，其他经济学家认为，扬的计算忽略了东亚经济增长中的“干中学”。而“干中学”是典型的AK增长模式之一。 毋庸置疑，中国也存在着“干中学”式的增长——以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为主要特征的经济转型。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不仅新兴部门会因增量资源配置向其倾斜而获得快速增长，而且，传统部门在同新兴部门的竞争中逐渐衰落，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存量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然而，即使经济转型引发了资源配置效率乃至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我们依然无法解释资本产出比的上升。要知道，在一般的内生AK增长中，资本产出比k/y是恒定的A。还有，中国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在波动中上升的趋势也需解释，因为在内生增长的经济中，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为常数 。 当然，对这两个问题都可以用技术进步A的变化来回答，即：A的上升推动了资本产出比、储蓄率和投资率的上升，A的波动引起了储蓄率和投资率的波动。但这样的解释似乎过于一般。而且，采用这样的解释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