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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法制建设基本经验 一、延安时期党的廉政法制建设的基本经验 (一)始终坚持以毛泽东党的廉政建设思想为指导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包涵毛泽东党的廉政建设思想)成熟时期。1938年毛泽东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明确指出:“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应以个人利益，服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1］(P522)论述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在于个人利益服从民族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是党的廉政法制建设的力量源泉。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1］(P677)。论述了民主在包括廉政法制建设在内的革命建设中的必要性。1944年9月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2］(P1044)表明为人民服务的党性修养是党的廉政法制建设的根本。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与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方法”。［2］(P1096)阐述了自我监督和群众监督是加强党的廉政法制建设的重要手段等。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党的廉政法制建设的指导思想，为延安时期党的廉政法制建设指明了方向。 (二)始终坚持把建立完善廉政法规制度作为加强党的廉政法制建设的主要任务 1．制定严厉的惩贪法律法规。一是从具有宪法性质的层面上看，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制定了三部具有宪法性质的法律文件，为党的廉政法制建设提供了法理依据。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在第11条中规定:“发扬艰苦作风，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铲除鸦片赌博。”［3］(P210)提出了建立廉洁政治的目标。1941年5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8条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4］(P3)严格了廉政法制、重惩犯罪的要求。1946年4月23日，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第6条规定:“各级政府人员，违反人民的决议，或忽于职务者，应受到代表会议的斥责或罢免，乡村则由人民直接罢免之。”规定了政府人员处罚的方法、程序。二是从具体实施的法律层面看，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惩贪法规，使其有法可依。1938年8月15日，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在实施一段时间进行完善后于1939年制定和公布《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草案中规定了边区所属之机关部队及公营企业之人员、群众组织及社会公益事务团体之人员贪污论罪的十种行为，并按照贪污数目规定了具体惩处标准。这些专门性法规的健立，为廉政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确保了边区党的廉政建设依法进行。2．建立配套的防贪制度。一是统一的财政收支及公产管理制度。为克服财政、财务工作中的自收自支现象，“1938年9月，边区政府发出了第二号训令与第15号通令，要求遵循统一财政的原则、建立财政系统、规定财政的登记等六个方面的内容”，［5］(P133)规范了统一财政的问题，建立了统一财政的配套制度。“1939年6月中央书记处作出《中共中央关于严格建立财政经济制度的决定》中重申了严格统一收支问题”，［6］(P131)标志着统一财政制度的正式确立。“1941年2月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公产管理办法》中规定了公物管理的制度”，［5］(P135)从制度上防止人员浑水摸鱼、占国家便宜的行为。这些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克服纠正财政上的混乱现象，为预防腐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实行财务人员监管及决算制度。为规范会计出纳手续，边区政府于1935年在《财政部暂行会计出纳规则》中明确了会计收款、支款、解款、帐薄等方面的内容［5］(P138)，规范了财经监管程序。“1936年，中央财政部颁布了《暂行会计条例》36条，1941年颁布了《会计工作细则》和《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财务行政制度条例草案》，规定陕甘宁边区的财务人员，统一由边区财政厅所辖主管单位进行监督管理和培训奖惩”，［5］(P139)保证财务人员较高的技术水平和严明的财经纪律。三是加强财政监督，实行审计制度。完善的审计机关和审计制度是加强财政监督和管理的必要手段。边区政府相继建立了金库制度、税收制度和审计制度。特别是1939年颁布《中共中央关于严格建立财政经济制度的决定》、1946年颁布《陕甘宁边区审计暂行规程(草案)》《陕甘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