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大学先修课四：《大教堂》.pptxVIP

大学先修课《文学写作》系列课程 第二讲 ：盲目与洞见 赤贫与富有 ——雷蒙德·卡弗《大教堂》与极简主义 主要情节 小说以一位盲人到访为主线，人物有三：丈夫、妻子和妻子的朋友（盲人）。盲人丧妻后即将拜访这对夫妻。丈夫对这位朋友来访极不高兴，无法接受盲人住到家中，心里还有些歧视盲人。而当盲人到来后，盲人的衣着打扮打破了他的成见，他们一起共进晚餐，一起消磨饭后时光，丈夫不仅改变了对盲人的歧视态度而且内心世界发生了深刻变化。 极简主义 ：作为简约派的领军人物，雷蒙德·卡弗和他的代表作《我们谈论爱情时谈论什么》将“极简主义”小说创作推上了一个高峰。雷蒙德·卡弗和他的极简主义倡导创作和作品必须回归生活——简单而又准确地表达生活。他的叙事艺术的精髓在于坚守简单朴实的生活理想，通过写作让自己回到生活。因此，我们需要从他的创作理念和文学追求出发，认真揣摩他的叙事风格，品味极简主义的美。 失败不是故事的开始，也不是故事的结束，而是他们故事的全部。日子变质了，小人物沉默又敏感，这是卡佛笔下的生活，也是我们的。生活把他的人物剥了个精光，而他则把自己的文字削到嶙峋。 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写普通事物，并赋予它们广阔而惊人的力量，这是可以做到的。写一句表面看来无伤大雅的寒暄，并随之传递给读者冷彻骨髓的寒意，这是可以做到的。 “逆流而上”的文学追求： 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20世纪渐渐被抛弃，文学开始远离生活。无论是威廉·福克纳的意识流小说，还是艾略特的象征主义，亦或是黑色幽默、未来主义，都更倾向于玄想和梦幻，极少涉及广阔的社会题材，现实生活的踪迹在他们的小说中无处可寻，文学顿时成了虚无缥缈的东西。 然而，在文学追求形而上的大环境下，雷蒙德·卡弗等人却逆流而行，他们坚持认为文学源于生活，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应该反映生活。在雷德·卡弗的笔下，生活不再是被虚构架空的形式，也再不是幻想和可能性。相反，他坚持认为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不再南辕北辙，文学和生活的关系应当回到鱼和水的关系。他身体力行，让自己的作品不仅和生活接轨，而且还表达生活。他在作品中用生活絮语，散文短句来代替华丽的辞藻，以平铺直叙的方式让读者参与内容成为文本角色。 在作品内容层面上，《大教堂》传递了盲者拥有着比健全者更长远的目光与内涵；而在作品的形式层面上，《大教堂》的极简风格意味“赤贫”的语言更能拥有整个世界。 盲目与洞见、小与多，以及赤贫与富有等多重张力保持在《大教堂》内容与形式的双重构建之中。大教堂本身作为一个充满宗教意味的场所象征着一种微弱的救赎力量，它既是指小说内容中卑微的盲者对生活的谦卑与热爱之情，也是指在艺术风格中用简略的语言对事件（event）保持开放的态度。可以说，《大教堂》的成功在于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相应而达到一种彼此共鸣的效果。 初读小说给人一种平淡、刻板的感觉。作家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描述，让人体味不出文字背后的起伏。然而继续读下去，会越发感觉到前文中他所说的“冷彻骨髓的寒意”。我想也许真正让人感到战栗的是生活的真实，生活的苦难。如果说小说仅仅是一种模仿与表达，那么震慑我们的便是其所传达的一切：我们因苦难而流泪，因伤痛而悲哀，因无茫的生活而迷惑。卡佛用他极简的语言所传递的，正是这样一种力量。零度写作 琦君：眼应多流泪水而愈益清明，心因饱经忧患而愈益温厚。 一、盲者的观看方式 《大教堂》讲述了妻子的一个老朋友“盲人”来“我”家里拜访的一个晚上所发生的故事。故事使用第一人称“我”进行叙述具有双重的意味：当“我”作为故事内容的主人公时，“我”无疑拥有盲人所缺失的“视力”，联系到“我”与教堂之间的关系时，“我”必然比盲人更能看清“教堂”的一切；而当“我”作为故事的叙述者时，“我”行使的是作者全知全能的控制主权，因而“我”掌控着对整个事件的驾驭能力。“我”在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中都体现了一种传统叙事的主体性。不论作为作品内容层面上的“我”还是作为作品形式层面上的“我”，在整个事件的进展中都逐渐丧失了主动的机会，而相反陷入了越来越“被动”的状态。 “盲目”这一主题在小说中同样既意味着“我”作为主人公的局限，也意味着“我”作为叙述者对事件控制的失败。考察主人公对“盲人”的戒备心理是有意思的。在故事中，“我”与“盲人”处于一种竞争关系之中：“盲人”曾经摸过“我”妻子年轻时的脸颊。作者不惜用了稍加修饰的笔墨描写了这个经历，尽管随后妻子和某军官结婚，离婚后再和“我”结婚，但在这个插曲中，妻子的第一任丈夫，也就是军官，并没有让“我”介怀，相反却是“盲人”让“我”充满防范。他们的交流方式并非视觉，而是触觉和听觉。我们知道，在妻子与“盲人”分别后的漫长交流中，他们通过相互寄送录音带保持沟通。尽管“盲人”并没有在肉身意义上占有过妻子，但他们之间的交流方式却更具精神性。 “观看”与“被观看”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