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情境下企业的组织韧性形成机制——基于华为公司的案例研究.docVIP

逆全球化情境下企业的组织韧性形成机制 ——基于华为公司的案例研究 摘要：组织韧性是组织在面临逆境时表现出的耐受度和恢复力。在逆全球化情境下，企业面临的全球政治风险激增，本文采用纵向单案例研究方法，以遭受美国制裁的华为公司为例，在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逆境事件下，探索中国高科技企业组织韧性的形成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在全球政治风险下，组织韧性高度依赖于风险萌芽阶段的识别能力；组织韧性基础、风险文化与意识能促进企业在识别出全球政治风险后选择激活韧性；增加灵活性是韧性激活的首选方向，增加冗余是高风险环境下的韧性激活策略；在他国政府发起的政治打击下，企业各子系统的韧性共同决定了组织的整体韧性表现。本文将他国的逆全球化举动纳入可能造成组织业务中断的逆境事件，构建了中国高科技企业抵御全球政治风险的理论模型，为中国高科技企业在特殊时期保持组织韧性提供了新的见解和启示。 关键词：逆全球化，全球政治风险，组织韧性，形成机制，华为 一、引言 全球化是世界经济的主题，基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跨国公司建立起制造与贸易的一体化网络（Laplume等，2016）。与此同时，全球布局也放大了意外事件产生的不良后果，组织绩效更容易受到不确定性的影响（Flynn等，2016），风险管理因此成为国际商务文献中备受关注的主题。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国家经济复苏乏力使得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显现出逆全球化的迹象，企业国际化经营的风险显著上升（王小梅等，2014）。现有的逆全球化文献的讨论重点是不同形式的贸易壁垒对某一行业产生的影响，认为政府通过立法手段对国际贸易施加干预的作用对象是行业整体，企业仍然可以在严苛条件下开展相对公平的竞争。然而，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以来的一系列事件使我们意识到，需要重新审视政治因素对企业全球化经营的影响。2018年爆发的“中兴事件”“华为事件”，以及美国政府陆续将海康威视、科大讯飞、商汤科技等92家中国高科技企业列入“实体清单”的做法，充分揭示了发达国家贸易保护政策的打击对象出现了从行业整体向企业个体转移的趋势，在全球布局供应链和市场、居于行业领导地位的中国高科技企业暴露在巨大的政治风险中。 现有研究注意到，当面临逆境事件的威胁时，一些组织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这种组织固有的特性被称为组织韧性（Vogus和Sutcliffe，2007）。虽然关于组织韧性的早期研究可以追溯到Staw等（1981）和Meyer（1982）的两篇开创性论文，但随着近年来组织遭遇的外部威胁增多，如何让组织更具韧性成为管理实践中的重要话题，组织韧性概念也因此在理论上焕发出新的活力（Williams和Shepherd，2016）。 Martin-Breen和Anderies（2011）曾经指出，韧性研究离不开具体的情境，研究人员需要回答“对什么的韧性”，才能更好地理解韧性概念和组织决策的有效性。李平和竺家哲（2021）进一步认为，逆境事件是组织韧性的前因，重度逆境事件将对组织造成严重威胁。在组织层面，现有韧性研究关注的重度逆境事件主要包括自然灾害、工业事故、经济危机和恐怖袭击，他国政府发起的制裁对组织运行的影响没有得到讨论。由于政治打击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与其他重度逆境事件的性质形成明显区别，在逆全球化背景下，理解组织韧性的反应和表现具有重要价值。另外，目前关于组织韧性的研究主要基于西方情境，中国情境下的组织韧性构建机制和过程亟待探索（李平和竺家哲，2021）。基于此，本文选取遭受美国制裁的华为作为案例研究对象，试图回答：（1）哪些因素决定了华为在猛烈的政治打击下表现出高组织韧性？（2）随着全球政治风险的发展，华为的韧性反应是如何演化的？ 围绕上述问题，本文基于文献研究提炼出全球政治风险下组织韧性反应过程的研究框架，并提出韧性基础的概念，将其与韧性激活引入框架中，以遭受美国制裁的华为公司为例，探索中国高科技企业在逆全球化情境下的组织韧性形成机制。研究结论揭示了企业在全球政治风险萌芽早期的识别能力对于其组织韧性反应的重要影响，而组织韧性基础、风险文化与意识是组织韧性激活的关键前提。同时发现，增加灵活性和冗余分别是对应不同风险阶段和风险级别的韧性激活策略，经过韧性激活和战略调整后的各子系统的韧性共同决定了组织的整体韧性表现。本文的研究结论拓展了组织韧性领域和国家制裁领域的相关研究。 二、文献研究与理论基础 （一）全球政治风险与国家制裁 政治学领域的文献关注国家遭遇的全球政治风险，对由美国、欧盟和联合国发起的政治和经济制裁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认为制裁是由不同政策目标驱动的复杂过程（Doornich和Raspotnik，2020）。这些研究聚焦于宏观层面的分析，关注制裁动机（Giumelli等，2020）、制裁手段（Jin，2020）、制裁效果（Christie，2016）以及制裁产生的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