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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1 论社会自治的双重实现路径 论社会自治的双重实现路径291X〔2021〕13-0189-02社會自治是人类共同体在寻求理想组织形态道路上，长期探究并尝试建构的一种美妙形态。在马克思那里被称之为自由人的联合体或共产主义社会，而在最早的社会理论家莫尔那里则被称之为乌托邦的世界。在现代性社会进程中，资本主义国家形态首先发起、引导了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模式，然而，从今日世界治理的现状来看，走向社会治理的终极目的的——社会自治照旧任重道远。一般来讲，我们会把充分理性的主体、成熟的市场机制、已被例行化的社会制度看成是支撑现代社会功能发挥的最重要的力量。其中，主体理性与社会制度是良好社会秩序建构的内外驱动源，他们互为表里，互相作用，共同推动社会治理由制度化的外在强制性规约，走向社会自我内在的文化自觉的自治。在一个特定的时空社会中，社会制度与文化构成了塑造现代社会治理的两股重要形式。一、现代化制度是实现社会自治的强力外因社会制度以外在于人的、普遍性的结构性规定的强制力，将社会成员的职责、行为方式及其活动的程序予以规定，并以纪律、社会性奖惩，甚至国家机器的力量保障制度在社会成员中的日常生活化，社会制度的日常生活化或者说例行化，促进了制度行为转化为理念行为，社会行为都理性自觉到自我自为的行为，是社会制度经由主体的稳定、不行协商的行为而生成的一种社会秩序的合力效应。在文明社会中，社会制度构成了普遍的不行或缺的社会治理途径，尽管社会制度秉持的理念各有差异，但接受社会制度这一治理的形式却是普遍的，甚至是不行或缺的途径。社会制度对社会成员的行为进行普遍性的规训。社会制度具有不行协商性，作为具有社会属性的个体，现实的人在进行价值选择时，普遍地被外在的社会规范所约束，这种普遍性深刻地影响着社会成员的认知范围与价值认同，这也是社会制度的现实性之所在。每个社会成员都预期到并力图幸免违背制度的状况下将会被实施的惩办[1]。社会制度的组织纪律和个人奖惩的日常化与例行化养成肯定的社会行为习惯。社会制度日常生活化与例行化的过程，使得个体行为开始转为一种习惯，在这种习惯的驱使下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开始自我组织与自我定型。拉德克里夫·布朗层把社会制度看成“行为的标准化模式〞。制度成为个体的行为习惯也就是个体的制度行为转化为理念行为的动态过程，也就是说，制度是一种例行化的社会实践[2]。制度是人的现实性与社会关系的建构者，制度所承载的价值理念最简单在日常生产与生活的组织中被认同、践行，甚至被培育成人的第二本性——习惯[3]。可见，社会生活中的个体能够将强制的制度所规定的原则，在潜移默化中转化为自己的日常行为标准。从这一行为过程中，社会成员在制度影响下都会将制度所秉承的理念在社会行为中内化为自身的行为理念，文明社会的建构也就是文明社会成员的培育，社会自治的实现也就是社会治理的完成式。社会制度的习惯遵从在现实实践互动中实现自觉自主的蜕变，社会制度的自主自觉遵从是社会自治共同体形成的基础。当强制性的制度以自主自觉的方式开始呈现其无所不在的力量时，它将引导着社会规则的改变方向及文化的进展方向，进而形成自我治理，主体自我治理行为由被动完成了向主动自觉的升级。因此，社会自治是人类社会进展的必定结果，是制度约束下主体理性的自然选择。二、文化认同是实现社会自治的内生力量文化是人类活动的普遍形式及其结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野下，不同社会中的人的实践差异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品质，文化以人类总的普遍化精神和特殊化精神的统一，呈现出该社会人们共有的存在状态，文化绘制了时代的肖像。无论从文化生成的实践性来讲，还是从文化呈现的抽象形式及其符号表征来讲，人的理性及理性活动的力量是文化的内核。就是说文化，既是人们理性活动的成果，又是人们进一步展开社会活动的根据。同一生产方式下的文化共性使通过文化认同形成社会自治呈现出高度意向性。文化认同是现代性社会主体的充分理性形式，通过文化认同，自我与社会、自我与历史实现了自觉自为的融合，在自我同一性的实现进程中推动了社会自治的实现。文化认同中，突破文化的独特性其关键在于把握文化所蕴含的内生力量。泰勒把文化看作是一个社会成员所需要的能力与习惯，马林诺夫把文化看作是包含并调整一切社会科学的存在，有名的英国新马学者威廉斯则认为，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一般认为，文化是人们在实践过程中所进行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及其产品的总称[4]。基于人类的物质生产和实践活动而形成的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内容，是文化的灵魂[4]。正如原生家庭对个人成长的影响一样，文化的阅历性传递也使主体所认同的文化逐步内化为主体的价值尺度与价值理念，最终成为主体的精神实质并影响其现实的行为选择。因此走向社会自治的路上，文化作为一种内化于主体的价值选择具有强大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