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民主运转起来》读书报告.docVIP

在第四章，作者为我们解释了第三章中，制度绩效产生差异的原因。在第四章开篇，像鲜明展示在我们面前的那个靴状亚平宁半岛的地图一样，作者开篇便解释了制度绩效之所以不同的两大方面可能性，即“社会经济的现代性“和〞公民共同体——公民参与和社会团结的模式〞。 用社会经济的现代性解释该问题时，作者提出的一个结论是富裕水平和经济现代性方面的巨大差异，是地区政府绩效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作者通过对20个区的考察发现，这一解释因素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此，普特南教授似乎有意埋下一个伏笔。 对于“公民共同体〞，作者首先追溯了一下其理论渊源，其次运用四个指标即特别支持票、全民公决结果、读报率、体育与文化协会的稀缺率——四个实证数据，得出“经济兴旺地区的地区政府之所以比拟成功仅仅是因为它们有更强的公共精神〞。接着，作者描绘了公民性强弱不同的两种“公民共同体〞的生活图景，可以概括为公民性强的地区，是一个公民共同体的网络，居民们相互信任、行为公允、遵守法律——社会网络和政治网络的组织方式是水平型的，不是等级制的；在公民性弱的地区，无公民品质，这些地区的公共生活的组织方式是等级化的而非水平的。至此，“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等概念已初见端倪。 至于作者作出的其他潜在解释，在此不作赘述。 在第五章，在作者的引领下，我们回到了一千多年前的中世纪意大利。 “封建性〞“官僚性〞“专制性〞成为其突出特征，尽管一些小城镇曾表现出某些自治愿望，但很快被纳入到诺曼王国之中。一种垂直的体系不断加强。与南方相比，在北方一种自治形式出现了，城市共和国成为了另一种选择。由于城市的开展，同业行会兴起，进而引起了更广泛阶层、更广泛的政治变革。在这些城市中出现的共和国制度、各种组织网络以及超越亲属纽带的拓展了团结，增加了人们相互信任，增强了人们对合同和法律的公正性的信心。总之，在中世纪的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共和国，各种有关公民参与的标准和网络，使得政府行为和经济生活上出现了重大改良的可能。 14世纪初，由于宗教疾病和战争的影响，城市共和国屈从于南方专制体制。15——17世纪，北方进一步衰落。至此，在意大利全境从南到北，庇护—— 进入到18世纪，随着意大利的统一以及历史的整体开展，为了躲避社会风险，一些具有互惠性质的合作组织开始出现，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这些合作组织是对以往社会交往组织的继承，其谱系关系，常常得到有意识的和清晰的保存，尤其是在意大利北部。这些组织公开的宗旨是非政治的，但是具有重要的潜在政治功能。“非道德的家族主义〞 在对公共传统的持续性做出了评估后，作者得出结论：人们是可以根据一个世纪前的公民参与模式，来极为精确地预测1980年代意大利地区政府的成败；当代公共精神与经济的相关性所反映的，主要是公共精神对经济的影响，而不是相反。 二 在第六章作者进行探讨了：如果人是理性的，他们为什么能容许像“囚徒的困境〞这样最终对集体谁都不利的结果出现呢？作者认为，在历史上，至少存在着两种广泛的社会均衡，所有面临集体行动问题的社会都会朝其中一方面开展，要以是社会资本以良性的循环———信任、标准和合作网络的方式出现，要么是恶性的循环———依附、剥削的方式出现。一旦身处其中，理性的行为者就会选择按规那么办事。。 在这一章中，帕特南的理论创新在于提出了“社会资本〞这一崭新概念。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某种特征，如信任、标准和网络，它们通过产生合作行动从而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与传统资本不同，社会资本的一个典型特征，在于它是一种普通的公共资源，而传统资本通常是一种私人资源。民主政治应当是一种公共利益，所谓公共利益即是一种兼容的利益，即增加新的受益者并不会减少原有受益者的利益，当然，公共利益还有另外一个特性，即相关性：公共利益 受到损害，不仅是我一个人受到损害，而是同一社群的所有其他人也受到损害。作者在这章讨论的问题核心在于如何来理解人们在理性中，选择一种公共行为或集体行为中的利益损害呢？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囚徒困境〞行为。 中，也试图为如何走出集体行动的困境找到一条捷径，他提供应我们的这条捷径就是“大力开展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本质要素是集体行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其实质性功用是它有助于形成自发的合作。 帕特南借用“社会资本〞概念具体说明了南北文化差异，一个社会的成员之间是互相信赖的，就会促进自发的合作。在信任根底上的普遍互惠，不是“我将为你做这件事，因为你比我强大〞，也不是“如果你现在为我做那件事，我现在就为你做这件事〞，而是“我现在就为你做这件事，因为我知道，你将来不定什么时候就会为我做件别的什么事〞。社会资本包括制度性因素如法制，但大多数社会资本形式如信任，是“道德资源〞。帕特南甚至认为：“公民共同体合作的社会契约根底，不是法律的，而是道德的〞。帕特南的研究充分显示：公共意识和公民文化是何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