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变迁对制度的影响.docxVIP

论历史变迁对制度的影响 　　摘要：通过霍存福教授“张鷟《龙筋凤髓判》与白居易《甲乙判》异同论”一文，因历史时期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判别，联想到同样是因为历史变迁受到了巨大影响的丞相制度。从历史变迁对丞相制度的影响论述了制度在当时历史时期具有实际意义，认为评判一个制度必须根据当时历史时期，并且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脱离了历史时期去判断制度优劣有失公正。 　　关键词：丞相制度历史变迁制度评判 　　一、张鷟《龙筋凤髓判》与白居易《甲乙判》的异同 　　霍存福教授“张鷟《龙筋凤髓判》与白居易《甲乙判》异同论”一文中，从判词标准、用典及文体、判文论法理三个角度判别了张鷟《龙筋凤髓判》和白居易《甲乙判》的异同①，驳斥了洪迈对《龙筋凤髓判》“纯是当时文格，全类俳体，但知堆垛故事，而于蔽罪议法处不能深切，殆是无一篇可读，一聊可谓”的观点。见贤思齐，观霍存福教授对张鷟、白居易的对比，也浅谈对判别法理的启迪。 　　张鷟和白居易虽同为唐朝人，但所处历史时代不同，通过不同的管理选拔制度成为官员，判词标准、用典及文体、法理肯定也不尽相同，不可以脱离历史时代笼统地认为白居易“不背人情，合于法意”而张鷟“于蔽罪议法处不能深切”。张鷟生于唐朝贞观末，活动于唐高宗至唐玄宗之间，文人在骈文对偶、声律、用典、藻饰等技巧上的追求导致了绮艳浮靡、僵化死板、芜杂重沓、艰深晦涩等弊病，张鷟自然受之影响。而白居易则在唐朝第十一位皇帝唐宪宗手下为官。两人相隔百余年，二白居易正处古文运动兴起之际。 　　洪迈认为张鷟“全类俳体”，但张鷟判文在当时又负盛名，流传一时。虽不符合洪迈这位南宋学者的口味，但也是当时的圭臬。例如，韩非和诸葛亮都提出过与商鞅“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观点。韩非认为“刑过不避大臣，赏罚不遗匹夫”，诸葛亮则指出“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这与《晋律》中“官当”的条律相违背。韩非当时所处的秦国和诸葛亮执掌的蜀汉政权当时皆处于招兵买马，图霸天下阶段，需要严格的赏罚制度树立威信、招揽人才、强健国家。而《晋律》与晋武帝司马炎时期编撰，当时晋朝实行九品中正制这一“贵族永远是贵族，平民永远是平民的制度”，生产资料主要掌握在士族手中。“官当”条律维护了当时士族大家的地位，保证了统治阶级的稳定。由此使我想到一个类似的历史制度——丞相制度。 　　二、丞相制度的历史变迁 　　丞相制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设宰相辅佐君主总理国家政务的制度。这一制度起源于春秋，延续了1500多年，②在中国古代所有的官职中，丞相的变化最多，这是由于统治者既需要丞相帮助处理政事，又担心丞相的权利过重，危及自身的权力。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伴随社会生产力发展进步，统治者获取信息成本降低，丞相效率的作用减小，最终以相权的消弱和军权的提升而结束。中国古代社会前期，生产力落后，信息成本高，由于社会的不充分文明，皇帝作为早期的国家元首并不具备处理各方面政务的才能，他们更多是参与决策而不是研究方案。解决方案往往有各行各业的特殊人才提出，因此丞相制度应运而生。 　　丞相制度激励作用在于赋予权力。成为丞相，就拥有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对于利己主义者丞相是荣华富贵。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对利他主义者，成为丞相，拥有了这一施展才华的机会。丞相制同时又是责任制的体现，这一责任制度体现在西汉时期达到顶峰。西汉时期将原本丞相的权利一分为三：丞相、大司马、御史大夫并合称三公。这就形成了“三权分立”制度的雏形，三公将解决方案拟好交由皇帝过目。与后期皇帝亲政不同，这个时候执政权利在“丞相”——三公手上，三位大臣各司其责，这就给问责提供了条件，谁的问题出了差错，责任一目了然。就和保甲、连坐制度一样，太尉主管军事治安，如果某一地区出现了叛乱，那皇帝首先可以向太尉问责，皇帝只需观察总量指标—谁管理的方面出了问题，而无需观察个量指标—具体出了什么问题。 　　但是东汉末年，曹操迎奉天子作为汉室正统，为了加强自身集权，复辟丞相制度并自任丞相大权独揽，丞相制度大权在握与皇帝统治的权威碰撞开始显现。魏晋南北朝时期，丞相多为权臣自命，成为了一种篡权夺位的手段。随着社会进步，皇帝获取信息成本降低，文明开化、各种政治制度逐渐完备后，皇帝亲政的难度逐渐降低，丞相的作用自然越来越小。从汉至唐，皇帝待丞相之礼，逐渐降级，至宋太祖废“坐论”之礼，使丞相地位大幅降低。元朝已中书省为政务中枢，主管由皇太子兼领，不常设，此时执政权基本已全部掌握在统治者手中，丞相制度的削弱到明朝时期达到高潮，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皇帝亲决国政，此后丞相这一官职时有时无时设时撤，清朝时期丞相已经成为虚职，授予德高望重的大学士为拜相，最终随着封建制度的消亡而消亡。 　　三、公正判别时代变迁对丞相制度的影响 　　张鷟骈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