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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运动动员理论视角下 新冠肺炎疫情防范战的成就与反思 社会运动动员理论视角下新冠肺炎疫情防范战的成就与反思 　　摘要：在全人类防范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团结一致，使中国内陆的疫情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得到有效控制。在疫情防范的过程中，社会动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动员理论作为社会运动的分支理论之一，对于解释大规模的社会运动的发起和开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中国内陆的新冠肺炎疫情防范战作为一场全国范围的全民参与的社会运动，社会动员理论提供了分析它的理论框架。从制度动员、资源动员和情感动员三个维度理性分析此次中国的防疫过程，有利于我们更深入的理解此次在新冠肺炎疫情防范战的我们所取得的成就，也为我们后期的反思提供了理论支撑。 　　关键字：社会运动;社会动员;动员;新冠肺炎疫情 　　2020年伊始，世界范围内爆发了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成为世界上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到这场抵御疫情的战争中。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一个举世瞩目的奇迹——在短短两个月内，中国范围内的疫情蔓延势头得到有效地控制，人民群众的生活基本恢复正常。我们能取得如此成就，离不开党和政府对于人民群众、社会团体和社会资源的有效动员与组织。 　　动员作为社会运动中的关键环节之一，在政治社会学领域，存在许多关于它的理论研究。在我国这场疫情防范战中，动员因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有效地促进了国家制度向国家治理能力的转化过程，并且加速了群众集体意识向群众集体行动的外化速度。总的来说，动员在其中充当的是一个连接宏观和微观的桥梁的角色。从社会运动动员理论的角度出发，去解读我国在这场防疫战，可以充分地发掘我国在其中取得不凡成就的深层原因，并且帮助我们找出过程中的不足，并为后期反思奠定基础。 　　一、动员理论的分析维度 　　中文中“动员”一词是由日语音译而来，在实际生活中主要指发动某人做某事。而在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动员”一词的含义被扩大了，除了发动之外，“动员”一词更被赋予了组织协调的含义。在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的众多要素之中，动员因素更是被众多学者视为决定其成败的关键。在此基础上，学术界对于社会运动动员理论的研究更加具体化与系统化，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框架。 　　不同的学者对于动员理论的认识可能是不尽相同的。但是大致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三个研究维度上：制度动员维度;资源动员维度和情感动员维度。 　　1.制度动员：动员理论的核心 　　制度动员主要是从宏观层次去分析动员发生的条件、机制和原因，是动员理论研究的起点。动员在制度层次的研究，十分重视社会分化和社会结构变迁对于动员效果潜力的影响。 　　以社会学家涂尔干为代表的结构变迁理论中，就十分强调社会变迁对于动员的影响。他们认为，“当社会变迁导致社会规范紊乱时，人就会变得难以控制。”[1]这种“难以控制”也就是动员上的失范，是由于社会变迁导致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为动员大众提供了精神和物质上的条件。正如涂尔干在《自杀论》中所表述的：“无论是一场危机或者发展性的社会变化，一旦它所带来的急剧社会转型打破了原有的平衡，社会对人的约束力会在一段时间内减弱甚至消失。”[1]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结构理论，把动员归结于由社会分工导致的资源分配不平等以及被压迫阶级的反抗斗争中，从而进一步揭示了动员的阶级立场和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在阶级对立的社会结构中，各要素都会对动员产生影响。其中，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一要素，对于动员影响较为突出。麦克亚当认为社会变化可以导致政治机会的扩展和社会运动组织力量的增强这两个现存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从而进一步影响到社会运动的发生和发展。[1] 　　总结观点，对于制度动员可以做如下概括。首先，社会制度决定社会动员。社会制度决定动员的方式和效果，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就有什么动员组织形式，就会取得一定的动员效果。其次，社会制度的变化会引起动员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一种全面的变化，包括动员的主客体，方式以及效果等等。最后，动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是阶级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决定了动员的效果。 　　2.资源动员：动员理论的基石 　　资源动员理论的提出，是学者试图从理性角度来构建动员理论的一种尝试。传统的社会运动理论的基石在于个人心理情绪化和社会运动的病态化。资源动员理论则是在批判传统社会运动理论的基础上兴起的，它认为社会运动的动员组织与能使用的社会资源总量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而这正是资源动员理论的核心。 　　按照资源动员理论的内容，资源与动员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资源是社会运动发生和发展的最根本要素。另一方面，资源的多寡直接决定了社会运动动员能力的强弱。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