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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搜远绍持之有故 目录 TOC \o 1-9 \h \z \u 目录 1 正文 1 文1：旁搜远绍持之有故 1 一、“博见”的精神与态度 5 二、“拔其根”的精神与态度 6 三、“怀疑”的精神与态度 6 参考文摘引言： 8 原创性声明（模板） 8 文章致谢（模板） 9 正文 旁搜远绍持之有故 文1：旁搜远绍持之有故 [中国分类号]G23 [文献标识码]A 章宏伟著《故宫问学》一书，郑欣淼的“序言”以之为一本“故宫学”著作。而在出版工作者看来，大概又多会视之为一本出版史或出版物研究著作。两种认识虽不同却不矛盾。因为它是本涉及“故宫文物典藏、宫廷历史文化遗存、明清档案、清官典籍”的出版史或出版物研究的著作，故同时又是本涉及“故宫学”的著作――郑欣淼序言中就明确指出：正是上述四个方面加上“紫禁城宫廷建筑群和故宫博物院的历史”共“六个方面。构成了故宫学研究的学科基本内涵” 对此，概览一下本书内容。就可了解了。 全书收编11篇论文。可大致分为三组：一组包括对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清文翻译全藏经》、《四库全书》、扬州诗局刊刻《全唐诗》的研究与清代前期的满文教育与满文出版等五篇；一组是为《清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祥云轩红山玉龙鉴藏与真伪辨析》、《中国地方志中的陶瓷资料》所写的三篇序言；一组是三篇有关明代人物、制度考证的文章。基本上既涉及出版史、出版物研究，又涉及故宫出版和故宫收藏物、出版物的论述。 读过《故宫问学》之后，感到它在学术研究方面，有不少可以称道的。首先是它的承先启后、视野开阔。 任何一门学问，都是有源有流的，有其发展过程。每一个做学问的人，总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向上发展的。一代代的发展、推进、积累。才一步步地走向巅峰。因此，每一个做学问的人，都只是学术长流中的一波一浪。本书作者当是深谙此理的，所以他在进行每个课题研究时。必先拓展历史的视野，或探其源流，或梳理前人研究成果加以分析，善其善者，疑其疑者。再承先启后地展开自己的研究。例如，在占了全书近四百页篇幅四分之一的第一篇《故宫博物院藏的价值》一文中，开篇就历叙《嘉兴藏》的由来，包括谋刻于何时，始刻、移刻于何地，终刻于何时，以及其不同的名称等历史渊源，然后总述其现状是：“学术界知道《嘉兴藏》而且能应用的人，为数实在不多。就连仅有的几篇《嘉兴藏》研究文献，对《嘉兴藏》的刊刻时间、收书种数、卷数、主持人等基本的叙述都是纷歧互见，存在种种不同说法。”然后再对“真正能算做《嘉兴藏》研究的”十一家一一加以介绍、简评，如认为陈豪楚之文“学术路径的选择非常对”，吕激之文“多有融会之语”，蔡运辰之书“是一部很有用的工具书”等，肯定了他们的成绩。同时，对其认为是失误或不足之处，也坦率指出。如对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编印的《故宫博物院藏目录》及两篇《嘉兴藏》论文，既肯定其“是认真求实的、坐穿板凳的研究，因而无疑是值得提倡和关注的成果”，同时也指出：“《故宫博物院藏目录》与馆藏《嘉兴藏》并不完全相符，著录的如‘续藏’第二十一函第十八种的《妙法莲华经玄义节要二卷》目有而实无，著录的施刻人也有错误(在有关毛晋的不多的几十部经书中就有错误)。”，他如《扬州诗局刊刻(全唐诗研究》、《书名、修书机构、翻译、刊刻时间考》等也都是如此，只不过有详略之不同而已。就是一些从题目看来似乎研究性不强的文章，也大都或从追溯源流叙起，论从史出；或历述过程，源流分明。体现了文化的连续性与学术研究的传承性。从而置身于开阔的视野中，承先启后地进行研究。 如果说这样做是为做学问先站稳脚跟的话，那也不是只为要站稳脚跟而站稳脚跟，而更是为了大踏步前进而站稳脚跟。《故宫问学》这样做，更是要在前人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纠已有认识之误，扬我之新创见。《故宫问学》提出了不少新的创见，从正面凸现出它的成就，给我留下更重要也更深刻的印象。 例如，在《故宫博物院藏的价值》一文中，对于《方册藏》的最早倡议者，过去有人认为是紫柏真可大师。本书作者引述真可在《刻经缘起》和袁了凡在《刻经发愿文》中的本人叙述以及法本在《发愿文》中的话指出，实际上，“刻方册大藏的首倡者是袁了凡居士。他与之最早议论的是武圹塔院的幻余法本。袁了凡提出此倡议时间，应该是袁氏自述的万历癸酉(元年，1573年)，而不是真可所说的‘嘉隆间’ 再如，《扬州诗局刊刻研究》一文，在历叙康熙帝发《全唐诗》命曹寅校刻时间及命定编校人员等情况后，就前此有研究者“疑曹氏早聚唐集，至刊《全唐诗》，其意殆曹寅启之，康熙特以名义条件为助耳”，认为这“当是胡适所说‘大胆的假设’，但无法‘小心的求证’。因为没有史料的依据”。继而列举出不止一处史料，如宋荤的《迎銮日记》、康熙的《御制全唐诗序》等论证，确是康熙帝颁发一部《全唐诗》命曹寅刊刻。并且还进而明确判定，“康熙帝颁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