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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生育空间与生育政策挤压 ? ? ? ? ? ? ? ? ? ? ? ? ? ? ? ? ? ? 一 生育空间和极限生育空间的假说 如果把生育看作是具有生育数量、生育时间和生育性别特性的社会现象（顾宝昌，1992），那么就存在一个“生育空间”。这个“空间”是生育数量、生育时间和生育性别的三维统一体。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这个“生育空间”是稳定的。也是有一定弹性的。“生育空间”大小主要与社会经济条件和生育文化有关，因此，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一个社会的“生育空间”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看，“生育空间”的三维变化是这样的：生育数量由多生趋向少生；生育时间由早育转向晚育；生育性别由存在性别偏好转变为性别偏好淡化。“极限生育空间”是指某一人群某一时期在生育数量、生育时间、生育性别上的最基本要求。“极限”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一种“限度”，二是趋于一个常数量。所以，“极限生育空间”的基本特征是不具有弹性，即当存在着一种外力干预生育行为，从生育数量、生育时间（包括初育时间和间隔时间）和生育性别上“挤压”人们的“生育空间”时，越接近“极限生育空间”，“干预”所产生的作用就越小，遇到的阻力就越大。同样，“极限生育空间”归根结底是由社会经济条件和生育文化确定的，在一定的时期内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是一个常数量。但也会随着社会变迁而变化，同时，不同的人群（如城市居民和乡村农民）会有不同大小的“极限生育空间”。 那么，对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农民来说，他们的“极限生育空间”在生育数量、生育时间和生育性别上的要求是什么呢？下面我们不妨从两个方面来界定一下中国农民的“极限生育空间”。第一，从经济利益层次上分析。目前，中国大多数乡村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还相当落后，广大的农村地区仍然是以传统农业为主，以家庭经营为主要形式，农村的每个家庭仍然是集生产功能和赡养功能为一体的最基本单位。在这种传统农业条件下，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业生产活动主要还是依赖于强体力型的劳动和一定的劳动力数量。在我国广大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也非常薄弱，与城市居民中的养老保障体系无法相比。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1990年全国有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9725万，其中农村为7300万，占全国老龄人口总数的75.06%。在这部分农村老人中，有95%以上的老人是靠家庭子女养老或本人劳动所得供养（李荣时，1993）。所以，中国农村这种相对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薄弱的养老保障体制，是广大农民追求“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物质动力。这些客观事实决定“男孩”为每个农民家庭所必须。第二，从生育观念层次上分析，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家，中国文化有其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特征，中国人的生育观念也深深地打上了中国文化的烙印。中国文化是崇敬圣哲文化，对祖先的崇拜，不亚于对神的崇拜，对祖先的崇拜意味着在纵向关联上，使家庭个人处在血缘链上的某一点，上通千古，下到子孙（叶明德，1991），而这种血脉姓氏的延伸，是男性后代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人对男性的偏好不再只是经济意义上的（如农业劳动力、养老等），而是一种深层次精神需要，生命的永恒，家庭姓氏的永恒，正是通过后代的传递一代一代地轮回完成的，所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中国生育文化中的核心之一，把这种观念笼统地归为封建传统糟粕，可能过于简单。这也就是为什么不少先富裕起来的农民即使是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无须男性劳动力来养老，但也要拼命地实现拥有“男根”的强烈愿望。“性别偏好”成为中国生育文化的又一特征。所以，在80年代初以至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无论是在经济利益层面，还是在生育观念层面上，至少有一男孩是农民群众不可动摇的最基本的生育意愿，如果要满足农民的这一基本意愿，那么对应的总和生育率水平是2.4，这就是一些学者称之为的“2.4防线”（侯东民，1990）。事实上，这“两孩至少有一男”的防线就是农民群众的“极限生育空间”，这是农民在生育数量和生育性别上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但如果考虑到中国人口的严峻现实，考虑到农村人口中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在计划生育中的带头作用，本文把农民的“极限生育空间”界定为“两孩最好有一男”，其对应的总和生育率为2.0，这样虽然有些人不能满足至少有一男孩的愿望，但大多数农民群众可以在生育数量、生育性别上得到最基本的满足。 现在我们提出一种假说：生育行为既然是生育数量、生育时间和生育性别的三维统一，那么任何一种施与生育行为的外力都会影响到这三个方面。如果有一种外力（如生育政策）干预生育行为超过了人们的“极限生育空间”时，那么会出现两种可能情况，一种是“极限生育空间”受外力挤压而变形，外力（如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干预不会在生育数量、生育时间和生育性别的和谐统一中有效地进行，破坏了调控生育行为的三维统一性。例如，如果人们在生育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