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负担与经济发展：来自战后全球经济增长的证据.docxVIP

? ? ? ? ? 社保负担与经济发展 来自战后全球经济增长的证据 ? ? ? ? ? ? ? ? ? ? ? ? ? ? ? ? ? ? 一 问题的提出 2018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规定从2019年开始，各项社会保险费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1]这一改革将促进社保征管的强制性，做实缴费基数，两个“不对等”问题——企业员工参保数与员工人数不对等，企业员工社保缴费基数与员工实际工资收入不对等——有望得到解决，由此产生的直接影响就是社保实际收入的增加。事实上，从全球范围来看，尽管每年的社保征收情况会有波动，但多数国家社保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占总税收的比重相比十多年前均有提高（见附录-表1）。那么社保负担的加重是否会对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值得思考。如果现实的制度安排要从这番讨论中获得启发，仅仅寻求两个现象之间的相关关系还不够，我们还应该回答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社保收入的相对提高如何影响经济发展。 对这两个问题的追寻可以同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税收与经济发展两支文献联系起来。就前者来说，既有文献主要将社保支出作为自变量，基于早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或近期的内生增长模型剖析社保支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其中多数研究通过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两条中间机制，在社保支出与经济发展之间架起正相关关系[2]，也有研究利用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数据，说明两者有时也会存在负相关或不明显的关系[3]，或者进一步讨论现收现付式（pay-as-you-go）和基金积累式（funded）的社保制度中[4]，社保支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分别趋向于何种形态。[5]然而社会保障制度涉及收支两方面，根据传统经济学理论，像社保支出这样的消费性公共支出[6]通过效用函数影响人们的福利水平，从而影响平衡增长路径上的经济发展；[7]而社保税收在不考虑支出的情况下，一般会通过企业成本转嫁作用于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从而抑制经济发展；[8]并且不少国家（包括中国）在社保收支上都存在缺口 [9]，因此只考察社保支出而忽略社保税收不足以全面衡量社会保障的整体经济影响。在税收与经济发展这一支文献中，学者们同样从新古典增长模型或内生增长模型出发，考察税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整体关系以及可能的影响路径[10]，或者更进一步，具体比较不同税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差异。[11]这一支文献对于税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众说纷纭，尽管有不少实证研究探索诸如投资激励这样的中介机制，但并没有将社保税收作为单独的自变量进行考察，遑论因果机制的展开。由此可见，既有文献对于社保税负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探讨不足，存在很大的断层。同时一个始终存在的问题是关于税收负担指标的衡量，目前学界主要用税收占同期GDP的比重来衡量宏观税负。[12]然而有学者认为，GDP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不能征税的基本生存开支，用GDP做基数测度的宏观税负水平在整体税收的研究中没问题，但当运用到具体种类税收的研究中时，这一指标测量的税收负担暗含了“整体税收占GDP比重”的混杂影响。因此有学者建议采用对应税收占可征税收入的比重作为税负指标。[13]也就是说，具体种类税收指标应该衡量的是“某种税收在整个税收体系中造成了多少负担”，而非“某种税收在全部经济活动中造成了多少负担”，后者超出了可比范围。 黄昏已经降临多时，然而密涅瓦的猫头鹰却迟迟没有起飞。面对既有研究的议题关照不足，本文从宏观经济学的总供给-总需求（Aggregate Supply-Aggregate Demand，简称AS-AD）模型出发，我们更关心社保缴费给企业造成的压力如何演变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因此基于企业社保缴费和成本转嫁的微观理论，我们发现社保税收负担进入模型后，提高了企业的成本，在总供给中减少企业的劳动力需求量，从而导致就业率下降（假说1）；在总需求中，社保负担造成的成本增加会转嫁到产品价格上，削弱国内商品和服务在出口时的比较优势，减少国外需求，从而使净出口紧缩（假说2）。在这个过程中，AS、AD曲线分别向上、向左移动，产生的新均衡点比原来均衡点的产出更少，因此，社保负担整体抑制了经济发展（假说3）。在概念化与测量阶段，本文回应了目前对宏观税负测量的争议，尝试性地采用社保收入占税收的比重来衡量社保负担，以期减少基数中不可征税部分所带来的测量误差。由于没有一个数据库能够提供所有关键变量的数据，笔者识别并合并了多个国际数据库，利用1966～2014年各国社保收入负担和经济发展的数据来检验这两个中介效应以及总效应。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回顾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税收与经济发展这两对关系的文献，指出现有理论在社保负担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缺乏关照，以及对于宏观税负的衡量受到质疑。第三部分将新凯恩斯主义的AS-AD宏观经济学模型作为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