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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佛教寺观产业的租佃关系 在传统社会中，僧侣和道士一般“以天与净为上乘，以天与无为目的，四通八达，六无尘”。 那么这种建基于信仰但以诉讼形式表现出来的相互关系对于清代的民间社会秩序意味着什么?在寺庙道观与俗众村落社区所形成的空间网络之中,又承载了人们关于信仰与秩序怎样的理解?民间宗教与国家法律在诉讼中的碰撞又在什么限度内得到缓解?以往学界对于信仰与空间问题的研究多从仪式或信仰来源等角度入手,以地方民众作为研究主体来阐发民众对家族组织、社区组织的认同以及国家意识的培育 在档案及判牍资料中,最为常见的民事案件就是有关庙、观 一、 寺观产业中的处置权 僧尼、道士对于所在寺观的财产具有怎样的处置权?《大清律例·户律》中明文规定:“僧道将寺观各地亩,私捏文书典卖者……照例问发。”事实上,不仅寺观地亩不得私自买卖,其他产业的买卖同样也不被允许。例如,山西赵县广胜寺掌院僧人悟有将神前器物私盗当卖,并因借人钱财而私押庙产。事发后,僧人悟有除被给予应有的惩罚外,赵城知县还令“刊石勒碑,俾后之继事者皆得有所凭藉” 以上律条或文约中的规定,无疑显示了僧道对寺观产业不具有所有权,他们不能随意买卖寺观产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庙产没有任何处置权,事实上,他们可以利用住持的身份出租或押佃寺产,以获得香火之资。例如,道光六年,道士谭来悦控称:他的师傅在乾隆二十五年修建了马王庙,因其两边有空地,亦属马王庙所有,遂出租与民人耕种,并造有房屋,后因历经转佃,有民人故意隐为己有,为夺回产权,他不得已而上诉。知县在批判中认定:谭来悦既已住持马王庙,便可收取租佃者的佃钱 立佃字人官魁先。今来佃到马王庙余基一处,当日凭道众议定,每年上纳地租钱八千文正。其约钱至四季交与道主收清。自佃之后,任从佃客起造堆货。日后道主修造庙宇,拆屋还基,两无阻碍。今恐无凭,立佃约存据。 该约中,道主坐享其成不劳而获的优越境况十分显见,难怪会稽知县孙鼎烈不无羡慕地说:“薄田百十亩,古佛两三龛,黄 另一方面,因为没有固定的产权,生活的变故又可能使他们失去这种临时“产权人”的地位。例如,会稽县僧人洪修等人被地方民人告称寺中藏有妇女,知县虽未确信,但仍将洪修等人驱逐出境,并谕令地方绅耆再举戒僧接管寺产。该案首先阐述了这样的意义:僧人只有在主持寺观庙宇期间才具有庙观产业的部分处置权,而其一旦还俗或离开,其处置权也就随即告失。 在诉讼案中我们看到,一个实际掌握寺观焚献的住持,其对庙观产业的处置权也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有赖庙观产业最初的来源——寺观庙宇及其房屋地产等等是由捐献得来还是僧道自带出家。对这种来源的探讨,将进一步揭示僧俗之间的互依互存而又相互砥砺的现实,以及僧、道人等在财产占有问题上所享有的权利。 二、 施主与僧道的物质关系 关于寺观的创建,康熙皇帝曾针对“僧道与民争产”的问题,于康熙五十年申明了创建寺庙之禁:“近见直隶各省创建庙宇者甚多,建造寺庙则占据百姓田庐。既成之后,愚民又为僧道日用纠集银钱,购买贫人田地给予,以致民田减少。……著各省督抚及地方官除原有寺庙外,其创建增造,永行禁止。” 舍主施舍田亩修建庙宇一般都要订立文约,文约的格式及内容大致如下: 立出舍人杨春复、杨春荣、伍良栋、杨登弟。 情因先年故亡,杨春复见得西山白云寺荒山一段无人管理,刹自兵灾后基址岿然独存,兄以目击心伤,故尔协同亲邻开辟招佃,毫无紊乱。不料兄故未能创建安僧,延搁至今,所以两邑人等目观虎峰山有观音灵感显应。十方各州县无不来朝,祈祷皆应。是以春荣、登第等情愿请凭其八两甲人等,交与住持僧校林以作脚魔,彼时立白,并未需索僧人之资。其有边界:东抵……西抵……南抵……北抵……其有边界不清,系舍人承值,是非口角,不得遗累僧人。倘后僧人滋事,立即另佃。自舍之后,任僧管业耕种,兴创修理,舍主不得别生异言。此系情愿舍出,并非他人所动。今恐人心不古,立此舍约一纸交僧存据。 这一舍约首先明确了舍主施舍的原因在于神灵的灵验,其中隐含了舍主请求神灵倍加庇护的期望。其次它也含混地指出了舍主与僧人之间彼此约束的关系。对舍主而言,明确了土地转让的事实;对僧人而言,凭此约可以“管业耕种,兴创修理”,但前提是不许“滋事”。滋事一词在此没有明确含义,从道光朝河南省洛阳县一则施主的控状中我们或许能概见其内涵:申家岭、高家岭、郝家湾、李家寨、下磨村五村共有圣母堂一座,香火地一百七十亩。下磨村地方有法云寺一座,香火地二百一十七亩。道光二年,圣母堂的住持傅文因窝窃被地方士绅曹士秀等告县并被逐出 在这里我们所要关心的或许并不是僧人“滋事”的内容与原因,而是施主或舍人为什么会对寺观僧人的“滋事”行为具有“说话”的权利,以及这种权利又是如何行使的。很明显,舍主的权利来自于他对寺观地亩钱财等物质的施舍,例如前举乾隆年间施舍地亩的杨春复、杨春荣等人的子孙在道光七年因老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