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区、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研究.docxVIP

京津冀协同区、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研究 一、 旧三极带来的战略目标内在联系性差异 经济发展的目标是锁定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状态，这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决心减少，适应了提高中国的经济结构。这也符合提高收入水平的要求标准从单维变多的消费者需求规律。为实现调结构满足人们对物质、 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多样需求的目标,国家出台一系列重大发展战略,其中“新三极”尤为醒目,即京津冀协同区、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较之“旧三极”(即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新三极特点显著。首先,辐射范围广。新三极不仅辐射中国全境,而且强化了国外市场的作用,切实体现了新时期开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发展构想。其次,顶层设计科学。立足区位条件、发展现状等,以区域功能定位为基础,以优化国家层面的空间结构为目标,新三极在建设之初已经形成科学明晰的顶层设计,如京津冀以三地功能定位为准绳谋求内部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着力于中国制造业中心的建设,一带一路以向西开放为契机开辟落后地区缩小区域差距的新路径等,这与旧三极以市场为导向,不断调整顶层设计形成鲜明对比。尽管新三极与旧三极存在诸多不同,但均关注于各经济区内部的发展,均在努力将经济区内的竞争转化为经济区间的竞争,在经济区内部,则竞争让位于合作。在旧三极格局下,这一战略导向使中国区域差距的深度和广度加大, 出现中国经济的“隆起区”和“塌陷区”,如果新三极战略依然沿用这种割据式的经济区发展导向, 可能无益于从根本上缩小区域差距。为此,在新三极战略全面实施之际,笔者尝试进行京津冀协同区、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互联互通领域的探索性研究,以期建构、拓展各经济区的经济联系, 以市场机制低成本地缩小区域差距。 二、 三个经济区域的连接可行性 1. 经济定位:将长江经济带作为中国新型对外开放的新增长点 京津冀协同区、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是中国以经济联系、区位条件等为参考因素划分的三大经济区。较之以往经济区的发展,这三大经济区的范围界定、建设规划等均由国家宏观划分和制定,要求其必须以服务于功能定位的方式和路径发展,而经济区的定位由国家明晰,完全不同于以往经济区因发展结果衍化形成经济定位的发展方式,这显示出中国政府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有助于规避因盲目性而徒增交易成本的发展风险。 目前,针对三大经济区发展现状、资源禀赋等,从优化国家视角下的空间结构出发,国家规划京津冀协同区为“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将长江经济带培育为制造业中心,一带一路的定位构想更是中国新常态时期的战略亮点,是践行中国新型对外开放思路的关键,是中国落后地区缩小区域差距的契机,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新内涵,是陆路经济模式与海洋经济模式对接的尝试。这三大经济区定位清晰,在发展战略层面降低了经济区之间因重复建设、争夺资源等问题引发恶性竞争的概率。可以说,差异化的定位已经为三大经济区建构广泛的经济联系、深化互联互通奠定了牢固的政策基础,新三极的目标更成为三大经济区互联互通的强大驱动力。 2. 北京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由于经济基础不同,京津冀协同区、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同属国家划定的经济区,但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京津冀协同区和长江经济带具有明显的经济发展能力优势,只是长江经济带内各行政区发展差异较京津冀协同区大,一带一路整体发展水平较低,而一带的发展水平普遍低于一路,一带一路内部各地区差异更大。一方面,这凸显了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任务艰巨;另一方面,显示了三大经济区之间和区内各地区之间存在较大的互联互通区间。例如,在产业转移方面,当前,北京正在以疏解非首都功能为导向调整经济结构,大批驻京产业面临着转移,如一般性制造业、物流基地、批发市场等,国家主张将产业向天津、 河北转移,然而,笔者认为应当拓宽北京产业转移承接地的选择范围,可以延展至长江经济带,甚至一带一路的部分地区。一方面有助于产业选择占优的承接地;另一方面有助于打破经济区边界,真正以利益纽带建立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借助各地区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差异,延长产业生命周期;同时,使产业迁出地提升腾笼换鸟的经济效率。 3. 大经济区资源禀赋优势分析 京津冀协同区、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辐射中国全境,但区位条件、发展路径等决定了三大经济区资源禀赋差异较大,或自然资源,或人文资源显现出较大的相对比较优势。例如,在创新研发、 高端人才、现代技术等方面,京津冀协同区具有显著优势,2010年,北京的技术交易额占全国的40%。 4. 经济区重叠区域将进一步扩展 新常态下,三大经济区建设工程的开启是中国经济全面倾向于区域协调发展的体现,为实现宏观经济视角下的空间结构优化,以某一主导功能定位为核心,政府划定各个经济区的当期范围。京津冀协同区的内核是京津冀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