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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身体与权力的博弈身体与权力的博弈论解放区文学的身体修辞 身体作为“我们有一个普遍的世界方式”。 一、 身体惩罚与道德的结合 作为一场“新的启蒙运动”, 二、 身体价值与道德 在解放区的斗争环境中, 身体的自主不仅受到家庭的干涉, 而且受到外部的战争环境的影响。贞贞的悲剧命运无疑与日军的侵略直接相关。在这种外部环境中, 民众的生命与身体受着严重的威胁。因为性别差异, 这种外在威胁对女性而言显得更为残酷。丁玲在《新的信念》中以近乎自然主义的手法, 描写了被日军蹂躏的青年女性的悲惨遭遇。然而, 解放区女性不仅要面对这种外在的威胁, 而且得面对内部的议论。身体价值的评判由此成为一个重要命题。身体在这里以自己的生存本能, 肉搏传统道德最为顽固的堡垒。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 作为身受外在与内在双重伤害的女性, 揭示了性别身体的多重困境与多重意味。 作为被日军掠走的青年女性, 贞贞不仅遭受着外部的戕害, 而且从日占区回来之后, 她还必须面对内部的非议。在封建道德观念中, 女性从来就与贞洁联系在一起。在围观者那里, 失贞后的贞贞, 身体价值自然下降。她们不仅没有看到贞贞个人境遇所意味着的女性的共同苦难, 反而“因为有了她才发生对自己的崇敬, 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 因为自己没有被人强奸而骄傲了”。 贞贞以自己的生命意志肉搏传统的贞洁观念, 慧秀则以自己的本能欲望反抗传统的禁欲要求。孙犁的《钟》将尼姑的性解放、个体解放以及民族解放近乎完美地结合了起来。尼姑慧秀出于本能突破了传统的禁律, 与大秋走到了一起, 后来又因共同抗日获得了大家的认同。伟强的《尼姑庵的春天》同样从本能的角度强调了尼姑还俗的合理性, “女大当嫁, 为什么要逼着人家守活寡?明明是个女的, 非叫装个男的不行。现在的世道不兴那个了!” 三、 身体治理中的科学因素 对于比较贫穷落后的解放区而言, 民众的身体不仅必须面对战争威胁、家庭约束、道德评议, 而且经常受到疾病的侵袭与迷信的戕害。如何利用现代医学去有效地救治身体, 无疑是解放区极为重要的科学使命与政治使命。作为身体必须承担的一种宿命, 疾病“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 医学与迷信的斗争凸显出了身体治理中的科学因素;而身体治理不仅是一个科学命题, 也是一个政治命题。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更为深刻地描写了身体-政治-医学之间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揭示出疾病的多重内涵。因献身而致病的贞贞在回到解放区之后, 必须经受政治与医学的双重诊断。在小说中, 关于贞贞的病存在着多种声音。村里人与贞贞自己, 都认为她有着严重的疾病。然而, “我”在与贞贞谈话时, 却觉得她“一点点有病的样子也没有”。 医学相对于迷信而言, 是一种知识权力;而决定谁能够获得救治, 以及如何才能实现救治, 则是一种政治权力。这种双重权力使医生必须承担科学与政治双重使命。如赵文节 (闻捷) 所说:“一个革命的医生, 他不但要能够解除和治疗病人肉体上的痛苦, 而且还要能够解除和治疗病人精神上的痛苦。所以在我们那里提出的口号, 就是:‘一个医务工作人员, 同时必须是一个政治工作人员。’” 四、 革命话语与身体:革命的工具与工具 当疾病身体都可能被纳入政治轨道的时候, 身体的其他方面自然也会受到政治或明或暗的支配。无论是身体自主的获取, 还是身体价值的重估, 抑或是身体治理的普及, 这些目标的实现, 在解放区的特殊语境中, 必须依靠革命话语的支撑, 因此这些目标的实现, 也必然符合革命的需要。将解放区的青年从旧的小家中解放出来, 目的就是希望他们能够融入革命的大家庭;新性道德的建构, 无疑也必须以革命为前提与归宿;至于解放区有限的医学资源, 更是要服从革命的政治需要。在解放区文学的身体阐释中, 无论在外在层面还是内在层面, 革命话语都处于潜在的决定与支配地位。 就外在层面而言, 身体自由与自主要服从革命的需要。获得身体处分自主的青年, “在村里要积极参加抗日工作, 服从上级的领导”。 就内在层面而言, 身体价值的评判同样需要革命话语的支持。孙犁《钟》中慧秀的性解放, 最后正是通过革命话语的认定才获得正名。贞贞在与传统贞洁观对抗时, 不仅依靠生命意志, 而且潜在地依靠政治话语的支持。“所谓生存, 并不是苟活”。 通过这种对身体的外在的宏观调控, 以及对身体的内在的微观调控, 解放区的政治权力对传统身体权力进行了解构, 同时也使自己的力量渗透社会的各个层面。尤其是通过基于身体的微观的伦理解构、道德重建乃至医学普及, 新的政权将自己的意志植入了身体, 从而使政治获得权力运作最坚实的基点, 实现社会与政治的转型。 解放区文学对身体的阐释与修辞, 不仅忠实地记录了时代转型过程中身体与权力的博弈过程, 从而揭示出身体被解放与规训的双重境遇;而且揭示出身体在革命语境中的终极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