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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仙姑形象新解 在对三仙的描写中，赵树利更注重写作，强调了她的变形和畸形心理。首先是对男性的勾引。一个十五岁的少女,“前后庄上第一个俊俏媳妇”由于封建包办婚姻,嫁给了一个“只会在地里死受”的老实后生,这种“不般配”的婚姻对三仙姑来说是不可能有爱情和幸福的。“只有美妻嫁了丑夫,……止有两扇死门,并无半条生路,这才叫做真苦”。就在她感到孤独苦闷时,却引起村中一些浮浪男子的注目,“自动来和新媳妇作伴”。她身边也集合了一大群年轻人,“每天嘻嘻哈哈。十分红火”。这些行为如作为年轻人特有的热情与活泼本无可厚非,但这偏偏不是封建礼教所能容忍的。于福他爹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于是“发了脾气,大骂一顿,新娘子却跟他闹起来,新媳妇哭了一天一夜,头也不梳,脸也不洗,饭也不吃,躺在床上,谁也叫不起来”。后来邻家老婆请来神婆为她跳神,她便“自称吾神长吾神短”摆起了香案,跳起神来。青年借问神来看三仙姑,“三仙姑也暗暗猜透大家的心事,衣服穿得更新鲜,头也梳得更光滑,首饰擦得更明,官粉擦得更匀,不由青年们不跟她转来转去”。其实三仙姑也并不是相信封建迷信,更没有借此骗钱害人之意,她下神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拉拢相好,是为了反抗封建束缚和婚姻悲剧。她跳神实际上是旧婚姻压迫的结果。在那个时代,她作为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既没有选择婚姻的权利,又没有提出离婚的自由,只能在与男子们的打情骂俏中使失落的情感得到补偿,只能从“不道德的”关系中获得她渴望的情欲与满足。 这种喜剧性的反抗,既是对封建包办婚姻的嘲笑,更是对封建礼教的大胆反抗,其中包含着一些合理的成分。但作家对三仙姑少了些理解与同情,更多的是无情的嘲讽与批判,那些感情色彩很浓的叙述言语更是表露出作家对三仙姑的鄙薄。而在男权统治的社会中,男性可以公开地纳妾嫖娼,而女子只能默默地忍受爱情的匮乏,稍有反抗便有“淫妇”、“破鞋”、“不要脸”之类的恶名。三仙姑在封建婚姻伦理观念的压迫下,得不到真正的婚姻幸福,但她不甘心青春的泯灭,从青年那里寻求安慰,弥补情感的空缺。三仙姑的反抗恰好触犯了传统的伦理道德、男权主义思想。作为一名现代作家,赵树理理应怀着男女平等的思想对这种传统的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不平等现象进行揭露与批判,但他也陷入了这种传统的男权思想不能自拔,站在传统的男性立场上,以传统的男性的道德评价标准,对三仙姑的“不守妇道”进行了无情地批判与讽刺,忽视了人物行为的根本原因所在,只是片面的渲染强调人物的行为表现。 三仙姑变态畸形的心理还表现在她对女儿恋爱的破坏上。小二黑与小芹的自由恋爱,受到三仙姑的竭力阻挠和反对。她甚至还与女儿争风吃醋,把女儿视为自己的情敌,不顾女儿的幸福要把女儿趁早找个婆家推出门去。因为“小二黑这个孩子,在三仙姑看来,好象鲜果,可惜多了一个小芹,就没了自己的份儿,她本想早给小芹找个婆家推出门去”。她为了追求自己变态的情欲,公开破坏自己亲生女儿的婚姻幸福,竟然和女儿争风吃醋,对女儿能在新社会自由婚姻完全不理解;她放纵自己的情欲,把自己对不公平命运、对封建婚姻的反抗最终转化为纵欲,而且不惜在女儿身上重蹈自己的覆辙。这是她变态畸形心理的恶性膨胀。 三仙姑会产生这种变态畸形心理,会引起人性的异化,完全是封建婚姻的罪恶,是由封建文化封建制度造成的,这本是社会的悲剧。“前后庄第一个俊俏媳妇”与“不多说一句话只会在地死受”的后生被封建包办婚姻绑在了一起,这种婚姻是不协调的更是错误的,它无法给三仙姑带来幸福。在那个时代,三仙姑尽管不想这样生活,但她却无力反抗,无力推倒这个旧婚姻,她只有用自己的方法去寻求“爱情”的抚慰,去寻找自己的乐趣,最终形成了自我变态的心理,并以变态畸形的方式抗争不公平的命运,对封建礼教进行大胆的反抗。虽然她行为放荡、生活作风不正派,但她的行为中其实也包含着一些合理的东西。但作者对三仙姑婚姻幸福与否漠不关心,不去探究她变态心理形成的根源,忽视三仙姑婚姻的悲剧,而从旧道德观念出发,着力渲染她这种变态行为的表现,站在男性的立场上对三仙姑这种“不忠”的行为进行道德评价。赵树理本应对这种落后的传统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进行批判,但作者不自觉地把它作为对三仙姑进行道德评判的标准。作者最后写三仙姑的“新生”,“不再卖老俏,把自己的打扮从顶到底换了个遍,弄得像个当长辈的样子”。这个“像个当长辈的样子”,就体现了传统的礼教和伦理理想,做媳妇的就应像媳妇,长辈就应像长辈。这不正是作者在自觉维护传统道德伦理思想吗?这不正是男权思想的体现吗? 同时作者在对三仙姑衣着打扮及变态畸形心理的批判中带着极强烈的情感导向,使读者很容易陷入作者所规定的思维定向中,以作者的道德判断作为自己的道德判断,认为三仙姑本来就是一个放荡的女人,她的悲剧完全就是她个人造成的,她自己不正派的作风酿成了她的人生悲剧。因此,三仙姑在大部分读者心里都成了“老来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