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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灵到龟乌龟名声为什么变坏 中国古代的一系列海龟被称为“四神”，其中包括玄玄。传说伏羲氏根据龙马背负河图、巨龟背负洛书之象演绎出八卦。先民崇龟，遇事占卜吉凶，常在龟甲上灼刻文字符号，称甲骨文。中国的文字、史事得以延续至今，龟甲这一文化载体功不可没。 古人慕龟长寿且能忍饥耐渴而取龟字入名号。《潜夫论》等记载，春秋战国时期有史龟、折龟、围龟三姓氏。而日本古代有龟姓，当是中国龟文化遗风的体现。 战国时期，将帅之旗多饰龟字或龟形标志，称玄武旗, 是王者之师的象征。 汉代取“四灵”肖形作守护神，汉镜、瓦当，官印多为四灵图像，以为祥瑞。与龟近义的姓氏还有蔡、鳖二氏。蔡，本义是大龟。《通志·氏族略》把蔡姓列为“以国为氏”。古代蔡国画大龟作氏族图腾。鳖，龟的同类，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古蜀帝相鳖灵 (号开明) ，是龟氏先祖，其嗣称“龟传人”，如称“龙传人”一个意思。 唐代是龟崇拜的一个盛期。一代女皇武则天当国，公开宣称玄武是武周的姓瑞；又将传呼大臣进出宫禁的紫金鱼符，改作龟符。唐玄宗朝著名宫廷乐师有李龟年，著名文士有陆龟蒙。 五代至宋，官民崇龟。如皇帝的国玺、大臣的官印，印钮多作龟形。北宋真宗钦点王钦若、杨亿编纂大型类书《册府元龟》；宋徽宗钤书画用的闲章，就是在一只玉龟腹下刻上天子的名号。 南宋偏安江南，政权不稳，民生维艰，但崇龟的文化心态依旧，玄武在朝野仍享美名。 南宋理学家二程 (程颢、程颐) 的得意门人杨时，看重礼仪，重视名节，广为人知；所著《龟山先生语录》、《龟山集》最为文士推崇。爱国诗人陆游晚年取号“龟堂老人”，赋诗别署“龟堂病叟”，以“龟堂”作书房堂号，崇龟心态至真至纯。 (见《山阴陆氏族谱》) 而刘应龟等一批太学生当宋军与元兵最后一次水战大败，国将遭厄运之际，制戴龟壳帽进出太学明志抗元；后终生隐逸南山，“卖药以晦”，彰显民族气节。这些名人高士，深谙玄武文化底蕴，否则不会在国家危亡之际以龟标榜，戴玄武帽的。 入元以后，乌龟受到贬损。这既有政治因素以左右人们的审美观点，亦有民俗民风嬗变的原因而促成。 元统治者世居北漠，游牧为生，靠“骑射文化”中兴，入主中原成为统治者，必然要将“骑射文化”作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弘扬光大。在这个背景下，汉族农耕意识产生的龟文化当然会遭遇贬损。元代开国伊始，从典章制度入手删弃玄武踪影，将国玺、官印龟钮改用直钮。现存于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文管会的元朝“门国公印”、“宣政院印”，均为直钮无纹饰。这是元代终止龟崇拜的一个例证。 从民间丧葬习俗看，元人有恶龟的心态。王公贵胄死后丧事从简，墓穴“不封不树”，与崇尚玄武文化的汉墓取赑屃 (龟的同种) 驮墓碑形成鲜明的对照。 元明时代有民谣云：“宋后无人敢名桧，入元龟字有恶名”。宋代奸相秦桧杀害忠良岳飞，恶行昭著，无人再取“桧”字作名号；元代统治者贬龟，士子名字避龟也就可以理解了。一部前二十二史，历代都有以“龟”为名号立传入志的古贤，但以后元史及明清史书中，却无一例取龟名号立传入志的人物，这恰好证明龟名声贬损始于元代。 元代乌龟始坏名声，稗乘也有记载。传说元主忽必烈统领大军与宋兵鏖战时，疾进中坐骑踏上一只大旱龟之背，结果马失前蹄，险丧性命。此为不祥之兆，元主十分忌讳，从此与龟交恶。这则传说多蕴含汉人的喜恶色彩，不为正史征引。见于史书记载的南宋礼部侍郎张九成，是名士杨龟堂的弟子，因深得其师崇尚玄武文化的真谛，鼓动军民誓“与胡虏血刃”到底，虽遭贬官而仍受世人拥戴。殿中侍御史黄龟年，弹劾秦桧“专主和议，植党专权”，终致秦桧第一次落职。各地抗元义师高举玄武旗作号召，给入侵的元军以沉重打击。这种顽强不屈的崇龟抗元心理，令忽必烈尝到了苦头。这应是元统治者贬龟的心理成因之一。宋代壮威仪的驾銮“四灵”图像旗帜，元代易作“十像”：龙、凤、虎、鹿、熊、犀、象、鹦鹉、孔雀、锦鸡。这鹦鹉、锦鸡、孔雀都是禽类，无威猛、雄悍风姿可言，但确是草原文化景观。贬龟可谓用心良苦矣！ 元末明初学者陶宗仪所编《辍耕录》卷二十八记有“废 (败) 家子孙”俗事一则，从民俗民风嬗变的视角，记录了龟名声彻底败坏的轨迹。故事云：斜塘地方宋姓大户，“家富饶，田连阡陌。宗族虽盛衍而子孙多不肖”，其劣行有郡人金方以打油诗状之：“诸坟掘见黄泉骨，两观 (庙宇) 番 (翻) 成白地皮。宅眷皆为撑目兔，舍人总作缩头龟。”陶氏点评云：“夫兔撑目望月而孕，则妇女之不夫而妊也”；“舍人”，言夫，如妻红杏出墙，却像乌龟一样缩回头装瞎作哑，纵妻淫乱，甘当乌龟王八。此事是中国历史上见著文字最烈的龟形象贬损。它的深入人心，还在于民间常将男根称作“龟头”；而阳具不勃造成缩头龟状，故“缩头龟”成了侮辱男性的隐词。时至今日四川詈语“龟儿、龟孙”一类，大概意谓其母与人野合所生之子。 北方民间将乌龟称“王八”，是一句恶意十足的俗骂，这又使乌龟之名再次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