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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编纂背景下的决议类型化研究 未明确的决议对象 如果说人类社会在19世纪经历的“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发展，以及个人在私法关系中的地位是否提高。 但长期以来, 法律行为理论研究对团体行为的关注都偏重于团体外部行为, 作为团体内部行为的决议却被忽略。域内外经典民法教科书也仅在法律行为的分类时对决议有过只言片语的论述, 缺乏对决议本源性问题的深入探究。随着公司治理理论的兴起, 作为团体内部治理工具的决议开始引起学者的关注, 但有关决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商法领域, 研究的内容也主要局限于股东会、董事会的决议效力和瑕疵决议的救济方式, 一、 决议为法律行为类型 在法律行为理论诞生的德国, 将决议定性为法律行为已是理论上的共识, 分歧仅在于决议应归属何种具体的法律行为。受19世纪个人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 整个法律行为理论都是以个体法上典型的法律行为为原型建构的, 决议作为团体法上的现象并未在法律行为理论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此外, 受民商分立立法模式的影响, 在商法领域占据支配性的理论是商行为理论, 法律行为在商法领域并未取得理论上的支配地位。这就使得主要存在于商法领域的决议在法律行为的理论研究中被进一步忽略。 台湾地区民法学界大多将决议定性为法律行为, 但在决议归属于何种法律行为类型的问题上, 也存在不小分歧。王泽鉴教授将决议归入合同行为之中; 上述论著在法律行为的类型划分中涉及决议, 不管其具体归属何种类型, 但在承认决议的法律行为属性这一点上应该是确定无疑的。但由于前述学者并未对决议为何属于法律行为进行任何论证, 因此, 即便在法律行为的分类时将其归入某类法律行为类型之中, 却仍然不能打消理论上对决议是否属于法律行为的疑虑。事实上, 确有不少学者质疑决议的法律行为属性。 在质疑决议法律行为属性的诸多观点中, 有四种观点颇具代表性:其一, 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要素, 而构成决议的单个成员的表决并非意思表示;其二, 法律行为以意思自治为基本原则, 而决议所遵循的多数决属于民主原则, 违反了意思自治;其三, 法律行为是创设私法效果的设权行为, 而决议属于法律行为的一个阶段, 并不直接产生私法效果;其四, 决议瑕疵不同于意思表示瑕疵, 前者包含程序瑕疵和内容瑕疵, 后者不包括程序瑕疵。上述四种观点均试图通过决议与法律行为、意思表示的对比来发现决议不具备法律行为、意思表示的某些特征或具备它们所没有的特征来证明决议的异质属性。不过, 在笔者看来这些观点都难以成立。 (一) 构成议事规则的决定不是意义的表达，而是事实的表达 有学者指出, 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要素, 而作为决议要素的团体成员的表决在性质上属于意思通知而非意思表示, 因此决议并非法律行为。 (二) 决议的多数决以多数意思表示内容为由 另有观点认为, 决议所要求的多数决原则在本质上是一种民主原则, 而民主要求少数服从多数, 这与法律行为所坚持的意思自治原则相背离, 因此, 决议不属于法律行为。 表面上看, 决议的多数决原则要求少数服从多数确实背离了法律行为所遵循的私法自治原则。因为决议的结果是将多数派的意思拟制为全体表决者的意思, 少数派的意思被多数派的意思所湮没, 但却依然要受到决议内容的拘束。因此, 决议对于多数派而言是自治, 对于少数派而言则是他治。但事实上, 少数派受多数派意思表示内容的拘束仍然是建立在其自由同意的基础上的。因为“多数决的规则, 其本身就是一种约定的确立, 并且假定至少有过一次全体一致同意”。 (三) 决议不构成团体外法律行为的一个阶段 有学者认为:“法律行为是一个对外意思表示的制度, 而决议是一个内部意思形成的制度”; 实际上, 自然人在作出意思表示时所表现出的各种内心纠结与决议中单个的表决有着本质的不同, 前者属于自然人的心理活动过程, 不能成为可以直接接受法律评价的法律事实。可以说, 自然人在形成效果意思时所经历的内心纠结在法律评价上根本就不存在。但决议中的表决则不同, 无论是赞成、反对还是弃权, 它们均已经通过投票等表示行为外化为可以进行法律评价的法律事实。因此, 将决议中的表决等同于自然人形成效果意思的内心纠结, 进而将通过多数决原则形成的决议等同于自然人经过内心纠结后形成的效果意思的类比并不恰当。 决议对于团体而言, 并非如自然人通过内心纠结所形成的效果意思那样仅构成法律行为的一个阶段, 而是一个完整的法律行为。将决议视为团体对外法律行为的一个阶段的观点混淆了团体对内的法律行为和团体对外的法律行为。诚然, 除就纯粹内部事项所作的决议外, 决议内容的实现必须经过团体代表机关通过对外意思表示形成法律行为来创设团体对外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这个角度看, 团体决议是形成其外部权利义务关系的基础, 也就是说决议的内容构成了团体对外意思表示或法律行为内容的来源。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