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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乡约与民众教育 2.25结束时，杨开道的《中国农村条约制度》由商章重新印。随着68年的出版，这部名著再次以新的方式出现在全世界面前。其实,早于该书,一九三一年杨先生就发表了《乡约制度的研究》一文,奠定了该书的基础。杨开道的乡约研究,如同他名为开道,属于开创性研究。香港学者朱鸿林教授《二十世纪明清乡约研究》一文评价杨氏该文:“就乡约类型的论述而言,此文几乎可称包举无遗。以后相当多的乡约论著,不管出于抄袭或是出于失考,所举说的乡约都没有超出此文的范围,而且在分析论说方面还多不及此文客观和深入。”杨氏研究乡约的学术贡献于此可见。 杨开道的乡约研究提出许多问题,影响了后世,我探讨乡约问题,也有跳不出杨先生手心的感觉。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毕竟杨先生是基于社会学的研究,与历史学研究不同,历史学者可有自己的成绩补充杨先生的研究,甚至与之对话。我不揣谫陋,结合自己的研究体会,围绕杨先生提出的问题,谈些感受与看法。 乡约和教化的结合:“有德为教,助其应当提起乡约,则则认为,” 杨开道自称站在乡治或村治的立场探讨乡约,关注乡治制度的变化,他发现“乡治制度的内容,进展到了明代,已经包有保甲,乡约,里社,社学,社仓五大部”。因此,杨先生探讨乡约是联系乡治五项内容进行的,非就乡约谈乡约,这样就使得杨氏的乡约研究视野开阔。 稍晚于杨开道研究明代乡约的王兰荫,一九三五年发表《明代之乡约与民众教育》一文,也提出:“明代举行乡约,每与社学保甲社仓相联络,遂成为乡村自治之中心。”看到了与杨氏同样的问题。 一般认为,最早的乡约是陕西蓝田吕氏兄弟所创《吕氏乡约》,杨开道考证出北宋熙宁九年(一○七六)制定的《吕氏乡约》出于吕大钧之手。《吕氏乡约》的内容主要是向乡民宣讲“德业相励,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该乡约在吕氏家乡有局部试行。《吕氏乡约》经朱熹“增损”后影响扩大,广泛流行。 我在探讨乡约问题时,发现了一条南宋时期试行乡约的重要史料。清代徽州人佘华瑞《岩镇志草·艺文上》收录南宋度宗时期徽州乡绅邱龙友的《题请建立镇东祖社奏疏》,该资料记载: 徽州提刑节度同知致仕臣邱龙友、临安府钱塘县知县致仕臣王英杰谨奏:为请地立社以便祈报以敦乡约事。(中略)臣先本贯河南,承乏徽州,占籍官前,遂为歙民,编户岩镇,与王英杰同里。相念既居其乡,群其人,尝立乡社,规以乡约。窃见镇东旧有崇善亭基,鞠为草莽久矣。臣等冒死上言,乞为社坛,集众仝祀。庶春祈秋报有所因得,于时申明乡约,劝沮臧否,以保年谷丰登,以笃榆谊契,下期风俗之淳,上乐圣明之治。臣等幸甚,乡民幸甚。谨具本,令男立肃,诣阙奏请,干犯天威,伏候宸断。 咸淳六年正月□日具奏,臣邱龙友、王英杰。 奉旨:看得职官邱龙友、王英杰所奏,事理有协于义,准予立社,着本州官给帖付照,地税免征。钦此钦遵。 本部抄奉,仰徽州使秦纪勘行。 据此可知,咸淳六年(一二七○)徽州人乡绅向皇帝请求通过立社组织乡约,对乡民行为进行“臧否”,移风易俗,襄助朝廷圣治。为此,这些乡绅来到首都杭州,赴朝奏请。皇帝对此十分重视,亲自批准。这反映出,以乡约加强乡民的结合以及推行教化,需要借助民间传统组织的资源,利用社是因地制宜的办法,宋代的士大夫与国家已经就此讨论并付诸实践。 可见乡约的推行离开国家的支持是难以想象的。明代乡约兴盛,多由官员、乡绅试行,杨先生认为属于士大夫的自我行为。如此认识的依据是他认为,明朝“同后代乡约有关的事件,只有申明旌善亭子和圣训六谕”。“圣训六谕”,即:“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是洪武三十年才颁布的,没有采入乡约,代替吕氏四条。一直到了成祖时候,才同乡约发生关系。 我以为,乡约的思想体现在朱元璋的治国实践中。洪武时期的民间教化大致上有一个从宣传大诰三编向宣传《教民榜文》转化的过程。明朝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主要依靠以征收赋役的里甲制度和祭祀社神为主的里社组织。洪武二十八年(一三九五)应天府上元县典史隋吉鉴于农忙时民间缺乏劳动力,“请命乡里小民或二十家或四五十家团为一社,每遇农急之时,有疾病则一社协力,助其耕耘”。朱元璋认为这个建议很好,有助于乡里互助。洪武三十年(一三九七),朱元璋要求宣传“圣谕六言”。日本学者木村英一指出,六谕起源于南宋朱子的实践,即朱熹知漳州时为了民众教化所示的劝谕榜,正好和六谕的内容相同。而我们知道朱熹的乡约思想受《吕氏乡约》影响很大,也就是说圣谕六言脱胎于吕氏四言,反映的是乡约的观念。虽然朱元璋用老人木铎宣传六言与《吕氏乡约》的宣讲形式有所不同,其借鉴乡约制度则是无疑的。朱元璋又将基层社会教化的各种措施归纳为《教民榜文》或曰《教民要款》四十一条,于洪武三十一年颁行全国,宣讲圣谕六言被列入第十二条。 《教民榜文》的总体特征就是教化,而其中的宣讲圣谕六言、读大诰三编、行乡饮酒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