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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环境法上的非政府组织 在美国的社会结构中，ngos的作用是非常独特的，尤其是在立法者、看家狗、编年史和个人检察官的角色中。尽管在面对联邦或各州政府等官僚机构时, 公众之无力感在上升, 但在实际中, 公众在这个国家中具有实质上的权力, 在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领域尤为如此。 三十多年前, 美国国会在环境法执行机制中赋予了公众一个适当的地位即公民诉讼条款, 在整个治理体系中, 作为公民, 任何人都可以有一种威严的权力去参与诉讼。自国会赋予此项权力以来, 作为个人, 实际上公民倒没有多少能力能通过公民诉讼条款获取成功。但是, 在环保方面, 倒是NGOs找到了一个嵌入治理结构之机会, 特别是在保护大气与水、本地物种以及公共用地方面。 首先, 政府的职责在于依照法律之要求, 保护公众健康与环境, 并不折不扣地去完成之;并在资源开发上有优先权。至少在传统理论的常识上, 政府在环保中的作用在历史上就是通过环境规制来发挥的。 在60年代越战期间, 市民权利运动之发展及消费者运动的冲击创造了这样一种政治环境——即彻底变革成为可能。最终, 国会被迫赋予公众一个核心地位, 这一地位与环保紧密相连。60年代末、70年代初, 国会通过大量的新的环境法规, 设计出包括鼓励环境法的公众执行在内之条款, 成为一大创举。尽管环境标准早已存在, 但没有被有效执行, 主要因为行政机构在履行其执行环境法上之义务时对受制企业太心慈手软, 缺乏手段。反思环保之失败教训, 国会已意识到为了确保环保条款之履行, 公众须在规制结构中扮演一个积极角色, 为此, 国会在许多法律中——如70年代早期所通过的《清洁空气法》 (修订) 、《清洁水法》、《濒危物种保护法》等都设置了一个公众诉讼 (公民诉讼, citizen suit) 条款。 公民诉讼条款设置以来的三十多年内, 已取得明显成效——空气质量与水质均得以改善, 本地物种得以保护, 森林与公共土地之管理得以转变, 这些改善并非良好法律之结果, 而是因为有好的实施机制, 特别是借公众团体之手来实施的机制。 公民诉讼条款 在美国联邦法律体系中, 环境法是通过三种基本方式得以实施的:首先, 政府机构有制裁违法者之权力。其次, 公众或NGOs根据《行政程序法》 (APA) , 具有迫使政府遵守法律与规章之宪法地位 (资格) , 依据APA, 公众可以寻求禁令或救济以对抗政府。起诉政府而获胜的NGOs或公众也可以接受根据《平等接受审判法》之规定而要求合理的律师费用。 这就是所谓的“公民诉讼条款”, 当然, 它同样赋予公民 (个人) 去寻求停止侵害的禁令救济, 在一些情况下, 亦得要求实体的民事赔偿——由国库来支付。为公众从事执行之角色而提供的激励, 国会 (预算) 列入了律师费用——使获胜原告因实施行动所引起的费用与成本得以解决。 当假设至少联邦政府有一些基本权力, 特别是具有执行权力, 决定是否与何时执行法律及决定怎样优先花费政府基金, 那么, 很明显, 美国国会已通过公民诉讼条款之效力授予这些公民个人与NGOs以基本权力。为此, 公众与NGOs得以采取更多的措施以完成作为立法者、看家狗 (watchdogs) 、私人检察官之角色。 非行政行为之无效 NGOs在环境法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公众团体诸如谢拉俱乐部 (Sierra Club) 在国会中保有强大的院外集团压力, 试图去影响法律之制定与拨款过程;通过公共听证、建议与评论, 参与政府规章之决策。 此外, NGOs也通过诉讼来发展法律, 虽不明显, 但也很有效。在英美法系中, 这类诉讼很多, 例如, Citizens to Preserve Overton Park v. Volpe案中, 田纳西州的美芙士镇上的一个公众团体, 反对交通部修造一条州际高速公路 (横穿该镇及该镇一个街心花园) 之决定。通过此案之诉讼, 该公众团体在APA中确立了一条最重要的法律原则——法庭判定该行政行为是专断的、恣意的, 或是与法有悖的——依法本应基于一个具体调查作出的行政行为, 若未经调查迳行作出, 则该行为无效。同样地, 在Sierra Club v. Morton案中, 此外, 涉及《濒危物种保护法》 (ESA) 的案件, 检验与补充了法律之局限。如, 2001年, 第五巡回法庭在Sierra Club v. United States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一案中的判决, 阐释了ESA。ESA严禁可能危及物种生存或反对修改主要栖息地之命名的联邦行为, ESA界定“主要栖息地”是指维护物种所必需的保留地;换句话说, 它包括那些空置的但仍然是物种恢复所必要的陆地与水域, 为防止对这些标准之侵犯, 法律要求联邦机构和美国鱼类与野生动植物服务机构 (FWS) 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