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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修改宪法解释以和解集体自卫权的国际法问题 最近，日本政府利用“重返亚太”和广东省南海局势的机会，加快了“军事标准化”进程。2012年, 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公开表示有意修改宪法以重新定义“集体自卫权”。同年, 安倍晋三上台后, 即推动修改关于宪法修订程序的第96条, 以便为最终修改宪法第9条的“放弃战争”条款扫清障碍, 但因正式的“修宪”程序复杂繁琐且难以通过, 安倍政府转而提出通过修改对宪法第9条的解释这种更为简便快捷的“释宪”方式来解禁集体自卫权。2014年6月27日, 安倍政府提交了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案最终版本, 提出新的“武力行使三条件”, 打破了自卫队仅防卫本岛的限制并为将来可能的对外用兵铺平了道路;同年7月1日, 日本政府临时内阁会议正式决定修改宪法解释以解禁集体自卫权。日本政府的所作所为在国际上引发了轩然大波, 绝大多数亚太国家都对此表示了反对;然而按照日方的逻辑, 其修改宪法解释的行为属于内政, 故而对于国际上的反对意见可以不闻不顾、我行我素。 一、 日本违反国际法的解释 一国在实施一项国内法上的行为 (包括立、改、废以及解释国内法等) 之时, 是否需要考虑国际法, 这在本质上属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问题。 关于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 国际法学界主要存在两种主张。第一种是“一元论”, 即认为国内法与国际法属同一法律体系, 持该主张的学者又分为两派, 一派认为国内法优于国际法, 另一派则认为国际法优于国内法。 从国际法的角度上来看待其与国家立法行为的联系, 一方面, 国际法承认国家主权, 保障国家制定并实施国内法的充分自由; 日本政府修改宪法解释以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行为, 在本质上属于一项国内法上的修宪行为, 尽管日本政府所采取的是不那么正式的“释宪”方式, 但该行为的本质仍然是修改宪法条文的原意。此项行为涉及程序和内容两个方面。从程序方面来讲, 国际法对于一国修宪的程序并无规定, 因此可以认为这是一个纯粹的国内法问题, 日方有权自行决定;从内容方面来讲, 鉴于国际法对于使用武力问题有着明确的规定, 日方的修宪行为就不能违法相关国际法, 日方不能以修宪问题仅涉及国内法为由而对国际法律规定视而不见, 并且必须为其违法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二、 其他国际法 日方径自修宪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行为, 主要涉及以下国际法:《联合国宪章》, 其他相关的多边条约和双边条约、国际习惯和强行法, 下面逐一做出分析。 (一) 日本修宪与《和平宪法》第9条的修改及其解释 《联合国宪章》是当今世界广为接受的普遍性公约, 日本也是其成员国之一, 因此宪章对日本具有明确的拘束力。 《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款明确规定, “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 且并不要求会员国将该项事件依本宪章提请解决;但此项原则不妨碍第七章内执行办法之适用。”这就意味着, 对于日本修改宪法解释这样的国内管辖之事件, 原则上宪章不会予以干涉, 但若上述事件涉及宪章第七章 (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及侵略行为之应付办法) ———使用武力———的问题, 则另当别论。而此次日本修宪, 所涉及的恰恰是使用武力“自卫”的问题, 故而宪章的相关规定必须得以适用。 《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款明确了禁止使用武力的原则, 事实上, 日本在相关宪法及其解释的制定与修改过程中, 一直有意识地利用《联合国宪章》第51条的规定, 来突破其宪法条文的束缚, 以谋求更大的使用武力的权利。回顾历史不难发现, 原本意义上的《和平宪法》第9条对日本交战权的限制是非常严格的。1947年, 作为二战战败国的日本在世界和平力量的压力以及驻日盟军的主导之下, 以修订1889年《明治宪法》的方式制订了新的《和平宪法》。该宪法接受了驻日盟军司令部指示的“非战”原则, 然而, 随着1952年美国一手炮制的“旧金山和约”的生效, 同盟国结束了对日本的占领, 日方开始逐渐重整武装。1954年日本“自卫队”的成立, 标志着严格意义上的《和平宪法》第9条已经被突破;虽然用“自卫队”来组建本国武装力量显得不那么正式, 但毕竟日方实质性地再次拥有了战争力量。 从某种角度上讲, 日方的修宪行为, 客观上一直都在参照国际法进行。但是, 日方的这种参照是有选择的, 其仅仅强调《联合国宪章》第51条, 而对其他国际法律文件视而不见。要知道, 《联合国宪章》作为规定战后国际秩序的基本文件, 旨在搭建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框架, 其对于自卫权的规定较为宏观和原则, 只针对多数普通国家的情况;而对于日本这样作为二战侵略者和战败国的特殊类型国家所需要适用的规则, 宪章作为一般法, 不可能做出专门规定, 而只能留待作为特别法的专门性国际条约来处理。因此, 这里存在一个“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