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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刑社会化的困境与出路 惩罚社会化与封闭刑罚的概念是一致的。特别是在监禁刑罚执行过程中，执行机构以各种方式加深犯罪与社会的联系，鼓励和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犯罪的教育和矫正，帮助犯罪患者适应社会生活，提高犯罪的精神品质，最终实现重返社会的目标。 在现代社会,行刑目标不是机械地彰显刑罚的惩罚功能,而是努力促进罪犯顺利复归社会及重新社会化。回归社会与重新社会化是生理和心理的全面回归:一是罪犯身体上脱离监狱,重新回到社会;二是罪犯心理上适应社会,能够融入社会生活。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监禁性刑罚的执行必须加入“社会”的元素,尽可能地密切罪犯与社会的联系,保证罪犯的个人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同步。正如有学者所言:“矫正的任务包括在犯人和社区之间建立或重新建立牢固的联系,使罪犯重新归入社会生活中去,恢复家庭关系,获得职业和教育。就广泛意义而言,即在于为犯人在社会正常生活中获得一席之地提供帮助。” 一、 行刑社会化的源起 行刑社会化思想发端于实证主义学派。在报复主义和威吓主义刑罚观盛行的时代,刑罚是统治阶级镇压的工具,刑罚执行以报复、惩罚、制造痛苦为内容,根本不可能出现以罪犯复归社会为目的的刑罚思想,而谈及行刑社会化的具体落实更是无从产生。18 世纪中叶,刑法古典主义学派产生。而古典学派理论只关注“犯罪行为”,并没有涉及有关“犯罪行为人”的论证,它强调对已然之罪公平的惩罚和报应,却并不考虑犯罪人是否得到教育及矫正,所以,在古典学派的理论构造中,有关行刑社会化的理念及落实仍然没有生存的空间。之后,19 世纪末期出现的实证主义学派终于将关注重点由“犯罪行为”转变为“犯罪行为人”,它正视刑罚,尤其是监禁性刑罚功能的局限性,主张对犯罪人采取更为主动和灵活的措施,以达到教育矫正犯罪人从而防卫社会的目标。例如,龙勃罗梭因看到了“罪犯聚于一处,互为恶习,徒增犯罪之事”的监禁刑的弊端,而提出运用体刑、罚金、强制劳动、缓刑、假释等方法替代监禁性刑罚 现代意义的行刑社会化思想确立于社会防卫学派。社会防卫学派是一个同时强调保护社会利益和罪犯改善的理论流派,它反思了实证学派对社会利益过度强调的观点,反对牺牲个人利益来成全社会利益,提倡罪犯有复归社会和接受人道待遇的权利。社会防卫学派的两个代表人物格拉马蒂卡和安塞尔都十分注重罪犯复归社会的问题。格拉马蒂卡认为,社会防卫更重要且更本质的目的是改善那些反社会的人,使之最终能顺利回归社会;而安塞尔主张建立一个旨在使罪犯改造成为新人,回归社会的刑事政策新体系 二、 社会化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社会性的动物,是一个社会的人 实言,行刑社会化的思想起始于社会对行刑封闭化的忧虑,行刑封闭化最为关键的缺点即无法有效地保障罪犯的再社会化。这里所谓的再社会化,其实就是再次社会化,是社会化失败之后的重新社会化。归根结底,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其在社会中生活,必须要经历社会化过程。社会化是指个人学习他所生活于那个社会中的长期积累起来的知识、技能、观念和规范,并把这些知识、技能、观念和规范内化为个人的品质和行为,在社会中加以再创造的过程 无论是初始阶段的社会化,还是社会化失败之后的重新社会化都表现为“社会教化”与“人的内化”两个过程 (一) 监狱社会教化的匮乏 社会教化是人社会化、再社会化的前提。通过社会教化,人才能够知晓其所在社会的主流观念是什么、自身需要哪些知识和技能、应当遵守何种社会规范。负责社会教化的主体十分广泛,包括家庭、学校、社会组织、大众传媒、法庭、监狱、其他矫正机构等。与一般的社会化相比,罪犯的再社会化存在社会教化严重缺失的问题。一般的社会化中,社会化主体生活于开放的社会之中,与各种社会知识、技能、观念、规范等“亲密接触”,可以接受来自于家庭、学校、社会组织、大众传媒等多渠道、内容丰富的“社会教化”。相较而言,罪犯,尤其是那些在监狱中执行刑罚的罪犯,他们接受的社会教化匮乏得多。首先,罪犯社会教化的渠道单一。监狱中的罪犯生活在相对“封闭”的“社会”中,对他们施以教化的主要是监禁机关,社会教化的渠道单一。其次,社会教化的内容有限。实践中,监禁机构进行的社会教化主要是一些监狱的规章制度、简单粗糙的生活技能和某些与社会发展脱节的知识,内容十分有限。单一的渠道和有限的内容决定监禁机构中罪犯再社会化所需要的社会教化严重缺失,罪犯再社会化基础薄弱。 (二) 监狱化对罪犯的消极影响 社会化的另一过程是个体对社会教化内容进行学习和吸收的内化过程。相较于社会教化,个人内化是社会化能否成功的内部因素,是决定性条件。个人内化表现为人对社会教化之内容的学习和吸收,代表了人的一种主动性和积极性,需要一定动力的支持,而监狱行刑所引发的“监狱化”后果却磨损了个人内化的积极性,导致个人内化严重缺乏动力。 最早对监狱化进行研究的是美国犯罪学家唐纳德·克莱默。克莱默在充分实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