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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早期越窑的输出规模和瓷器研究 越窑是中国古代陶瓷生产历史悠久的重要生产传统，生产传统起源于越窑的宁绍平原。因此，越窑通过海路出口在中国早期的海上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海外发展直接反映了中国早期对外贸易的兴衰。同时, 越窑的外销对其本身的发展也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越窑的外销可早到两晋南朝时期, 从六朝时期到中唐时期以前, 中国的海上贸易还处于肇始阶段, 对外的交往以人员往来和使团探访为主, 尚未进入大规模的商业贸易时期, 海外也很少发现中国的文物, 少量的中外交流的文物主要来自陆路。此时中国瓷器的外销以越窑为主, 其他窑口无法比拟 在早期的陶瓷外运当中以对朝鲜半岛的输出为最重要。在今天朝鲜半岛的中部和南部地区都发现了中国瓷器, 时代大体始于两晋、南朝时期, 在这里发现的早期中国瓷器基本都是越窑或其他沿海地区窑口的产品 同样, 早期的陶瓷器也在东南亚地区有所发现, 遗憾的是, 这个时期相关的考古材料还比较缺乏, 我们只能从一些间接的材料来寻找证据。印度尼西亚国立博物馆收藏有荷兰人Egbert Willim van Oorsoy de Flines (1886—1964年) 捐赠的大批中国陶瓷, 他1912年到印尼, 1927年开始收藏, 1932年将其收藏捐献给印尼国家博物馆, 数量达到6 000余件, 1959年回国。由于此人收藏器物的来源主要是指使当地民众盗挖古代遗址和墓葬的出土物, 因此大体推定这些器物应是出土于爪哇岛的。此人的收藏中就有一些南朝时期的越窑瓷器 (图4) 。如果这批藏品的信息无误, 则应为早期越窑瓷器输往东南亚的证据, 其所覆盖的时代和器物的种类与朝鲜半岛的大体相同, 代表了早期瓷器外销的基本面貌。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发现的早期中国瓷器数量较少, 但标志着这一时期中国与这两地有一定的人员往来, 推测陶瓷器并非贸易用品, 而是交往人员的日用品和少量贡赐品。 中国与日本的交往相对较晚, 文献记载, 日本从隋代开始派遣使节前来中国, 唐代时更是不断派遣“遣唐使”, 两国交往迅速发展。但目前在日本所见最早的中国瓷器是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越窑盘口四系罐 (图5) , 传为奈良法隆寺所藏, 于明治十一年 (1878年) 献给王室, 瓷器时代约为7世纪的初唐时期, 根据《法隆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帐》记载, 为日本船只从中国带回, 原来是用于盛装香料的 中国古代瓷器真正作为商品大规模的外销是与海上贸易的兴起同时的, 即始于8世纪后半叶到9世纪初, 在9—10世纪间达到了第一次高峰。标志就是商贸沉船的发现, 以及较多的中国文物在从南中国海到环印度洋地区的沿海遗址被发现 1 纪的延续 越窑大规模的外销主要集中在晚唐到北宋初期的9-10世纪, 一直延续到约11世纪中叶。这个时期我们不仅有各地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 也有比较详细的文献资料, 使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当时海上贸易的路线和其达到的范围。 1.1 中国与中亚、西亚和非洲的解决途径 与发现的考古资料大体同时, 文献对唐王朝与外域的交往也有了较为详细的记载, 涉及了官方和民间的交往, 同时开始有了关于航路的详细记载。这一点在贾耽关于唐朝后期对外交往路线的记载中有清晰的体现。贾耽, 字敦诗, 天宝中明经科登第。肃宗、代宗、德宗三朝历任汾州刺史、鸿胪卿、梁州刺史、山南西道节度使, 德宗贞元九年 (793年) 拜相。他一生嗜读书, 尤酷爱地理, 曾亲自考察过关中、山南等道。任鸿胪卿时, 利用职务之便, 从少数民族、外国使者和本朝使臣口中收集各种地志资料, 撰有多种地理学著录, 并绘制了一些地图 贾耽所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大体与学者们今天所说之“黄海道”相同 最引人瞩目的是贾耽所记的“广州通海夷道”, 这条路线应从7世纪开始发展起来, 唐代中后期, 更成为中国与南海各国以及西亚、中东乃至非洲交往的主要路线。从广州南行要借东北信风, 在每年的秋末或冬季出发 从马六甲海峡的旧港开始, 航路分为两条:一路从海峡南岸的佛逝国折向东南到今爪哇岛中部的的诃陵国, 这是当时最重要的贸易路线, 大量的丝绸、瓷器等中国物产运到爪哇岛, 换回大巽他群岛东部地区岛屿所产的丁香油等香料和林产;另一路向西穿过马六甲海峡, 在这里连接几处海港, 特别是马来半岛克拉地峡的个罗国, 也曾经是一个重要连接东西方的贸易中心, 然后从胜邓洲 (今苏门达腊岛西端的亚齐) 穿过阿拉伯文献所说的“海尔肯得海”, 到达狮子国 (今斯里兰卡) 从今斯里兰卡到印度次大陆的南端, 即文中所说的“没来国”, 然后沿印度西岸航行进入波斯湾, 经霍尔木兹港 (即文中所记之提罗卢和国一带) , 到达波斯湾主要港口城市巴士拉 (即文中所述之乌喇国一带) 和西拉夫 (Siraf) 一带 以上从“没来国”至乌剌国, 是唐人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