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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中国背景下出版业数字化融合发展的边界 随着出版一体化发展的边界，随着内容和网络传播的强大需求，专业出版越来越需要强大的内容资源和在线传播渠道来支持。数字出版工作也从关注技术平台的建设转向专业内容资源与知识体系建设，更关注用户服务模式的创新。各出版单位围绕自身积淀的专业内容资源优势，开始研究并探索建立开放、规范的专业知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系统化的内容资源服务。从单一的图书出版商，向专业的数字内容资源供应商转变，已经成为出版融合发展的一种趋势。 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与黑龙江出版集团东北数字出版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开发的“中国边疆研究出版传播平台”(以下简称“边疆平台”)，依托积淀起来的边疆内容资源，以图书、地图为主，融合了大量的边疆研究论著、边疆专题、科研信息等内容，与用户科研实践相结合。在对相关历史事件、人物、地域及朝代等细粒度内容进行知识化标引基础上，构建了以“中国边疆研究本体”为基础的边疆知识体系，可以说是发挥专业内容资源优势和开展数字化创新应用的实用案例。 一、 出版成果类出版成果 近年来，中国边疆学研究愈来愈引起学界的重视，而围绕更广泛的边疆相关领域研究的成果，也引起了出版界的重视。目光所及，仅申报并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涉及边疆领域研究类图书项目，就有《中国边疆研究文库》《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书系》《中国海洋开发通史》《海上丝绸之路断代史研究丛书》《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关系治理现代化研究》《东北振兴研究》等，而涉及边疆历史文化成果的出版物，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典诗歌》《“一带一路”上的中国边疆历史文化丛书》等图书的不断推出，极大地丰富了边疆类出版成果的种类。 1. 中国边疆研究的三大重举 近两百年来，中国边疆研究先后形成三次高潮：清朝中后期，以“西北史地学派”兴起为契机，促发了边疆研究第一次高潮；抗日战争时期，以“边政学”之倡议为标志，造就了边疆研究第二次高潮；20世纪80年代迄今，以“构筑中国边疆学”为号召，掀起了边疆研究第三次高潮。每一次边疆研究高潮当中，中国边疆学人凭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在以自身所学回应时代所需的同时，不断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尤应指出的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边疆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大量优秀论著的涌现及其表现出来的研究纵深及拓展，不仅推动了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的进程，也促进了一些重大历史疆域理论问题的研究，还形成了最新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理论和方法。具体来说，这一时期的中国边疆研究呈现出以下五个方面的特色：①出于推进中国边疆研究的强烈愿望，并受益于四十年来中国边疆研究的繁荣发展，一门新兴的边缘交叉学科——中国边疆学构筑被提上日程，吸引了诸多前沿学者的注意力；②突破本土性边疆研究知识构架的局限，以一种全球性的多元化视角汲取国外边疆理论的营养，加强对国外边疆理论源流考镜和前沿成果的追踪，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边疆理论、历史疆域理论研究；③逐步冲破传统“中原中心”史观和西方“殖民”史观的束缚，从边疆观中国，以边疆为本位(中心)来考察中国边疆的历史地位与现实发展；④在古今与中西之间检讨处于两个时代(王朝国家时代、殖民主义时代)和两种国际体系(天下主义、民族国家)夹缝中的“中国”认知，以及与之关联的中国历史疆域界说，进而构建基于中国经验的历史疆域理论；⑤在历史与现实之间考镜以朝贡制度为核心的“中华世界秩序”，希冀服务于当下乃至未来国际秩序的构建。 总体来看，最近四十年来，中国边疆研究实现了三个重大突破：一是不断拓展研究领域，从最初的近代边界研究转向历史疆域研究、历代边疆治理研究与边疆研究史研究并重，进而实现了从单一历史学科的边疆史地研究到融合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跨学科的边疆研究之转变，“构筑中国边疆学”亦从一个倡议具化为一种实践；二是致力于创新研究范式，长久以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多基于“中原中心主义”或“西方殖民主义”，从“中心”俯瞰“边缘”，作为对此两种研究范式的回应，近十年来，从边疆观中国、从边疆望周边、从边疆看世界的研究范式开始兴起；三是持续展现“中国话语”，在马克思主义与国家边疆理论、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态与知识话语等重大学术理论问题上绵绵用力，久久为功。 中国边疆研究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绩，还表现为学科发展能力建设的进一步增强：①在重大项目的牵引下，中国边疆研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加入其中，日渐成为一门显学；②中国边疆档案文献史料整理取得显著突破，信息资料专题数据库建设取得初步成果，进一步夯实了中国边疆史研究基础；③相关边疆研究平台建设如雨后春笋，为中国边疆研究的人才培养、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④边疆研究学术活动丰富多彩、蓬勃开展，如“东北论坛”“西北论坛”“环东海论坛”等边疆学术活动促进了边疆研究的交流和深化。此类活动不仅仅是文献、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