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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政策介入私权自治的维度与边界 ．民事政策与“私法自治原则”的冲突 “私法自治原则”是德国法的体现。法国民法典称之为“自治原则”。私法自治是民法的基本精神，其根本目的在于保证民事主体能够在法定范围内享有最广泛的自由 私法自治原则自产生之初就蕴含着对行政权力的对抗与排斥，以“个人本位”“权利本位”为出发点；而民事政策产生于国家行政权力，是政治国家对私权自治领域的一种介入方式，强调“社会本位”与“义务本位”，进而导致私法自治与民事政策的“泾渭分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私法自治原则”成为区分私法与公法的“当然屏障”，对于一部分民法学者而言，国家政策一旦进入民事领域，就意味着“越界”，就是对“私法自治原则”的侵扰。然而，“一叶障目”并不能改变民事政策的客观存在，民法学者在观念上的“自我束缚”可能会导致私法自治相关理论研究与社会现实的脱节，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目前中国民法学界对私法研究视野缺乏自我的检视与定位。 可以理解的是，在我国民法发展史上，曾有一段时间，“民事政策”一词曾是我国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领域出现频率极高的用语， 一、 民事政策的概念 进入20世纪以来，绝对的私法自治理念产生的社会弊端突显，导致私主体权益维护只具有形式公平的价值而没有实质公平的意义。在私法公法化潮流的影响下，私权自治绝对化走向相对化，政府不再仅仅限于消极守夜人的角色，基于实质平等的需要在本来平等主体之间的私权领域介入了公权，对私权进行了适当限制，以社会本位取代个人本位。在此背景下，国家的公共政策治理成为私权自治重要的考量维度。 在汉语中“政策”是指“国家或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而制定的行动准则” 从政策学角度观察，将民事政策归入政策范畴之内，契合了政策的基本特征。民事政策以民事活动为调整对象，一般是针对当时民事领域中的民事问题制定的，目的是对民事活动的导引、规制。与作为部门法的民法不同，鲜有专门针对某一民事领域社会关系的民事政策，例如，在《民法典》颁布之前，有《物权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继承法》等民事法律，即使现行《民法典》将上述民事单行法吸纳于统一的法典，尚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著作权法》《票据法》等针对特定民事主体为某些特定事项所制定的法律性规范。民事政策大都散见于以指示、规定、章程、方案、计划、说明、措施、方法、意见、细则等形式出现的公共政策之中，体现了国家对民事活动的管理、调控，表达国家对民事立场所持的观点和态度，具有国家主导的属性。 民事政策虽然与公共政策一样，都体现了国家权力对社会秩序的直接作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事政策完全等同于公共政策，如果公共政策不是针对民事活动采取的措施，而仅以社会经济生活的宏观战略为目标，即使这些公共政策介入到了民事宏观领域，也不能成为民事政策。民事政策是针对属于私主体自治领域的民事活动而制定的，例如，2016年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政策、 按照政策学者对“政策”一词的较新定义和前文对“政策”定义的分析，笔者认为：“民事政策是指国家对民事活动进行导引和规范的法政策，是国家对民事立场所表达的观点和态度，是国家处理其民事领域事务的一系列路线、方针、原则和指示的总和。” 政策规则对私法自治所产生的影响历史深远。欧洲中世纪的法源便有王室法令、诏令等；1868年日本的“明治维新政策”、20世纪初前苏联时期的“新经济政策”、1932年美国的“罗斯福新政”等国家政策，均转化为其后的主要民事法律制度，或为其民事法律制度的建立提供了依据。在当代英美法系，民事政策冠以公共政策的称谓，被认为是民法法源之一，也是民法基本原则的组成部分。如美国《合同法第二次重述》规定,协议中的一个允诺或者条款因为公共政策而不可强制执行的情形是立法直接规定其不可强制执行,或者反对强制执行它的公共政策之利益明显超过了强制执行该允诺或条款的利益。 在域外，明确提出从政策的角度来研究法律关系，创立较为系统的法政策学说是由美国学者拉斯韦尔和麦克道格尔完成的。在拉斯韦尔和麦克道格尔撰写的《自由社会之法学理论：法律、科学和政策的研究》一书中，主张法律的适用应当围绕政策目标，进行政策思考，认为法律学说只是起一种象征作用，在司法过程中起核心作用的不是法律规则而是社会政策；进而创制了一套以政策为导向的关于法的理论，并论证了政策导向法学理论的目标标准，阐释社会治理的多元化的角度 我国自《民法总则》将《民法通则》关于“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替换为“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之后，民事政策似乎已经退出了民法法源的范畴。由于我国曾将民事政策的地位和作用极度异化，甚至出现过以民事政策替代民事法律的情况，加之后来民事政策的长期粗放使用 二、 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