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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教育中的感官体验与文化认同 在一篇关于“博物馆行为”的文章中，康斯坦拉森（康斯坦斯冯勒森）描述了早期人类生理活动的困难，尤其是博物馆游客的“期望和体验”。 虽然味觉及味觉的符号——食物,长期以来一直作为各种艺术作品的主题出现在博物馆中,或作为精美的菜肴出现在餐馆与咖啡馆中,食物本身作为具有教育潜力的重要性却鲜有人探索。同样地,博物馆普遍忽视味觉所具有的教育功能和启发批判性思维的能力。本章节认为作为综合的“交流系统”的饮食文化 一、 “智利”的制作:从饮食空间到民族入口 学术文献中有关食物、味道、博物馆之间的关系主要从艺术与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将食物定位成批判美学领域中(从荷兰微缩静物模型到女权主义行为装置)众多艺术表现形式中的一种,将味道重新构建为“味道本身就是一种具有特定意义的艺术形式” 长久以来,许多食物和味道通过视觉形式在博物馆得以表现。詹尼弗费希尔认为“自从静物出现后,对食物的表现就长期存在于艺术作品中。” 如果我们考虑到安东尼和芭芭拉史密斯的作品,以及传递明确社会信息的艺术设计临时餐厅等项目,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艺术家们已经增加了食物与味道在博物馆中的参与度。此类作品依然从属于与参观者感官(尤其是味觉)有关的艺术论述和实践——旨在表现特定类型的社会和政治不平等。在对食物与食物实践的反思中,柯尔斯顿布拉特-吉布利特写道,“食物的物质性、动态性和不稳定性,它位于寄托与垃圾之间的危险位置,它与嘴巴和身体其它部位的关系,特别是与女性身体的联系,以及它对群体的重要性,使得食物成为了一种强有力的表现媒介。” “一大块巧克力与一大块黄油,沿上棱线与边角进行啃咬,并放置在画廊的大理石底座上。1992年,在珍妮·安东尼啃咬它们之前,每个立方体都重达六百磅。较软的黄油带有她鼻子与下巴的压印,而较硬的巧克力则带有明显的牙印。这两种显然不同的印记揭露了不同的制作过程,使得观众能够本能地了解到安东尼在制作成对立方体雕塑时所用的力度和部位。” 以探索艺术品、博物馆空间和身体关系为艺术品核心的艺术家还有迪安·鲍德温,他将饮食区策划成批判评论社会阶层和民族主义的入口。鲍德温的“多克门廊”于2010年3月在安大略美术馆的青年画廊展出,毗邻安大略美术馆著名的弗兰克餐厅。艺术家试图让他的实验装置起到临时餐馆的作用,参观者可以在这里享用从弗兰克餐厅购买的食物——“多克门廊的特点在于粗犷的木质酒吧凳,一串串塑料洒水壶做成的庭院灯,三合板木材制作的亭子,以及用来装饰的毡毛马克笔、圆珠笔和弯曲的铜管饮水喷头” 虽然味觉是最私人、可能也是最主观的感觉,它也仍然是社会、政治和文化的产物。借鉴康德对味觉的评价,丹妮尔·盖格思与亚历克麦克霍尔指出,“味觉作为一种感觉……建立在私人感觉上,并被限制于个人范围内。而普遍主体性,或者就被普遍认为的‘好味道’而言,味道是我们交流沟通的一个想法。” 个人欣赏特定食物的味觉品质还受人们对其个人身份和与他人差异的自我感知影响。同样,人们也会经常品尝平常不太吃到的食物和味道,并以此来获得“美食家”或“美食冒险家”的称号 鲍德温相信,饮食空间的转换——从无可挑剔的设计环境到故意为之的不完美空间——会影响人们对食物的品尝,也就是对食物的交流与潜在批判性功能的影响。艺术家希望通过营造与弗兰克佳肴冲突的环境来制造社会阶层与社会品味的混乱,而这也说明了食物活动的可塑性特质。然而,鲍德温也可以通过与安大略省美术馆的厨师队伍合作来打造一份与其美学相符的菜单,以此来增加另一层含义。因此,他可以试着提出另一个对寻求更富有参与性实践活动的当代博物馆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真正将身份转换成一种食物和味道?皮埃尔·布尔迪厄在《区分》中的研究表明,食物消费与社会阶层之间具有明确的关系,他的结论并非质疑这样的关系,而是觉得这样的关系具有合理性 上述例子表明博物馆已经乐于接受食物与味道作为历史信息和教育相关的资源,并将食物和味道与艺术表现形式相结合,以此来通过艺术的形式赋予其合理性。食物作为艺术作品的一部分,或艺术装置的一部分在博物馆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然而作为品尝对象的食物本身却很少被定义为正式的教学工具(有一些博物馆,如华盛顿国立美国历史博物馆或多伦多约克堡国家历史遗址——已经认可食物的教学潜力,然而这些博物馆只是个例)。然而,在食物被烹饪成为一件艺术品前,博物馆会运用食物本身的“自然”特质。鲍德温与安东尼的作品面向的是愿意体验艺术并配合成为艺术实验一部分的特定观众。实验装置,例如“仪式餐”或“多克门廊”也有意通过将观众带离他们的舒适区,让他们产生不舒适的感觉,以此来鼓励批判性思考。虽然这些是与社会问题相关的大实验,博物馆能否通过日常的饮食文化和活动来让参观者进行批判思考,然而同时又能让参观者感到舒适?日常的饮食能否被用来教育和鼓励参观者进